我国在2005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时,将公司商业机会规则纳入我国公司法框架中,规定于《公司法》第148条。该规则引入的十余年时间里,一直被各地的司法机关作为董事、高管篡夺公司商业机会的裁判依据,但由于该机会规则规定的过于简单,并且也一直未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进行细化规定,使得该规则在司法裁判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义务主体范围狭窄且界定不明、认定商业机会归属标准模糊以及免责抗辩事由不明确等,这些问题使得司法裁判较容易出现分歧,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而,本文以涉及公司商业机会规则的相关裁判作为案例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概括归纳裁判分歧,借鉴域外理论及立法,针对我国公司商业机会规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尝试完善我国公司商业机会规则。第一部分,首先明确司法实践中篡夺公司商业机会的裁判依据,随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有关案例判决,分析篡夺主体、被篡夺主体、商业机会归属的认定标准和抗辩事由等数据,概括归纳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分歧,得出其分歧主要体现在篡夺主体认定范围狭窄且界定不明、认定商业机会归属的考量因素不统一以及无明确的免责抗辩事由。第二部分,借鉴英美法系有关公司商业机会规则的判例理论,总结经验启示。主要包括美国的利益或期望标准、经营范围标准以及两步分析标准和英国的利益冲突标准、成熟商业机会标准等。第三部分,从法理的角度,对公司商业机会规则进行分析,探究公司商业机会规则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并辨析区分其与忠实义务原则项下竞业禁止规则和禁止自我交易规则三者的关系。尝试统一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对问题提出对策。第四部分,在实证数据分析、英美判例借鉴及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反思我国篡夺公司商业机会规则裁判中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尝试完善我国禁止篡夺公司商业机会规则。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法,通过归纳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分歧,进行域外借鉴和理论研究,针对公司商业机会规则裁判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完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