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中,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增长。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低迷状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下降,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即“经济新常态”阶段。2014年的增长速度为7.4%。但是,从微观层面来看,珠江—西江流域四省经济增速依然强劲,2014年的增速分别为:广东9.1%,广西9%,云南9.3%,贵州15.5%。当然,也不能忽略珠江—西江流域四省是一个跨发展阶段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严重,具有典型“东富西贫”特征。2014年珠江—西江流域四省GDP分别为:广东67792亿元,广西15673亿元,云南12814亿元,贵州9251亿元;在引进FDI方面,问题更为突出,截止2014年,广东吸收FDI1651亿元,广西61亿元,云南166亿元,贵州127亿元。比较之下,可见珠江—西江流域四省内部经济失衡严重性。同时不难发现FDI吸收量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因此,本文将对FDI对珠江—西江流域四省经济增长的资本效应与溢出效应进行探究,尝试为珠江—西江流域四省在合理、高效利用FDI的基础上实现内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联动发展提出粗浅建议。在研读中外文献、书籍基础上,本文借鉴张建刚、彭齐超、荣岩等学者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效应与溢出效应的建模方法,推导出适用于本文的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利用珠江—西江流域四省份1978年至2014年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FDI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资本效应为吸引FDI量每增加1%,产出总量就会增加0.4916%,溢出效应为FDI与国内投资额的比例每提高1%,则广东省的产出总量就会提高3.29%。广西、贵州、云南FDI每增加1%,产出总量依次相应提高0.3621%、0.3175%、0.3175%;而溢出效应均不显著。进一步,本文参考傅元海教授分析影响FDI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用东道国人才培养投入、FDI来源地、FDI利用方式、FDI产业行业分布等因素解释广东FDI资本效应、溢出效应优于其他三个省份的原因,从而给本文回归结果差异找到合理解释。最后,从中央层面、珠江—西江流域层面、地方政府层面提出建议:中央政府作为宏观经济运行方向的“掌舵人”,必须要发挥好“有为政府”作用,从国家层面出发,为借助FDI实现区域经济高效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一是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常态化,保证高质量FDI流入;二是坚持经济政策顶层设计连贯性、一致性;三是成立专业的区域经济合作领导小组,为区域经济组织间展开合作“穿针引线”。珠江—西江流域四省建设是一项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牵动利益大、示范作用强的大工程,四省份长期、高效合作是其建设效果检验与效应发挥的根本保障,因此必须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一是成立权责分明的珠江—西江流域四省组织架构;二是珠江—西江流域四省内部欠发达省份积极承接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转出的FDI;三是叠加四省份优势、合理有序布局FDI;四是坚定粤桂黔高铁经济带、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方针路线,总结经验,发挥辐射效应。各省份作为珠江—西江流域各项计划的实践主体,为进一步借助优质FDI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强自身吸引力尤为重要。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三是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避免因市场分割造成经济运行效率低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