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相关讨论中，汇率“两极制度论”与“中间制度论”间的争议与运用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实证证据显示世界范围存在从软钉住的汇率制度转向固定汇率和完全浮动汇率的趋势;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有坚持“中庸智慧”的表现，宣称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实际安排中更倾向于软钉住汇率制度。　　这种基于国情的“浮动恐惧”现象本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释。理论上，根据著名的货币政策“三元悖论”和泰勒法则，随着金融市场整合的日益加深，支持资本自由流动、推进开放程度累积了不可逆转的诉求，使得钉住汇率成为越来越耗费成本的政策选择。而提供明确的名义锚等钉住制度的优势在日益暴露在国际冲击下的新兴经济体中无法发挥理想作用，更不能完全冲抵因放弃汇率吸收冲击的弹性而带来的严重经济波动成本。这一点在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中能够得到印证。通过整理中国汇率制度的沿革过程，可以看到在长时间内运行良好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近年来有着明显的放松钉住、增加浮动灵活性的趋势。然而，由于内部市场的不成熟、规制的缺失、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对贸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汇率的浮动之路比理论预测的要更为复杂和漫长。　　为了寻找可靠的实证证据，本文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下的简单结构性DSGE模型，通过钉住通胀目标、产出缺口和汇率波动的不同利率规则引入货币政策，从而观察我国现行货币政策的安排以及与宏观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这些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以及模拟产生的脉冲响应分析来实现。在估计结果中，政策的反应参数组合传达出我国货币政策的信息，即倾向于反通胀的同时，也存在对汇率波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此外，较高水平的开放程度参数和政策平滑系数估计值肯定了我国开放日益加深的国情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在文中引入的五种冲击中，贸易条件冲击能引起实际产出最大的波动浮动，且存在汇率“超调”的现象。技术冲击拥有显著的持续性，世界通胀水平冲击因其自身较大的方差与对国际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从而给汇率带来相对最大的波动。实证结果与理论背景基本一致，为理解我国汇率制度的浮动恐惧和最优制度安排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