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晚清民初文明戏中“连台本戏”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文明戏中“连台本戏”之基本面貌,包括文明戏“连台本戏”剧目、题材和来源,文明戏“连台本戏”形成、形式的演变及特征,文明戏“连台本戏”与海派京剧之关系,及文明戏内部“连台本戏”与“西式戏剧形式”之关系,并揭示其原因和意义。本文认为,文明戏中“连台本戏”的大量出现,是文明戏剧人在求剧团生存的压力下,所作出的一种应对策略,显示出其对内容的革新和形式探讨的双重关注,反映出他们寻求文明戏发展、改进的积极愿望。　　 第一章研究文明戏“连台本戏”之面貌,重点梳理文明戏中“连台本戏”剧目和题材,并讨论文明戏中“连台本戏”的情节和主题特征——追求离奇情节,“善恶”主题情节模式,及翻译剧的引入对文明戏现有情节主题的超越。　　 第二章考察文明戏“连台本戏”题材来源,并以《西太后》的取材考作个案研究,指出本事与实际演出的差异。论文着重探讨了文明戏中“连台本戏”形式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特征。文明戏“连台本戏”形式很难固定,在历次演出中逐渐“缩水”、“拉长”、“漏演”及“颠倒”等现象,而形式的演变是由文明戏本身决定的,“家庭戏”和“清宫戏”中“连台本戏”编剧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清宫戏”更趋同于海派京剧,而“家庭戏”则表现出对海派京剧的部分超越,显示出其受西方戏剧影响的痕迹。　　 第三章主要讨论文明戏“连台本戏”与海派京剧的关系,揭示海派京剧对文明戏的渗透和影响,及文明戏对海派京剧形式的策略性吸纳与偏离。在经营的压力下,文明戏各社团也尝试搬演海派京剧中被剧评家斥为“淫戏”的剧目。“淫戏”频繁上演,招来了剧评家的非议,但文明戏群体认为这“有关教育”,有劝诫功效,由此而引起一场争论。文明戏对海派京剧剧目的吸纳策略,是立足于文明戏自身,故其主要吸纳海派京剧中的“文戏”,但亦有少量“武戏”。而文明戏所择“武戏”多偏重于情节叙述,对“武斗”场面的处理相当草率。同时文明戏以“新编”之名义,对一些海派京剧剧目内容进行了大幅修改,显示出文明戏对海派京剧的疏离。并且文明戏“旦角”表演艺术逐渐臻熟,1914年的海上剧坛先后引发了文明戏“凌党”和海派京剧“冯党”“贾党”之争,文明戏内部的“凌党”和“陆党”之争,是文明戏“旦角”对海派京剧“旦角”的反叛,昭示着新剧与旧剧争长之苗头,也显出文明戏对依附海派京剧的不满。　　 第四章在前三章基础上,着重探讨文明戏内部“连台本戏”和“西式戏剧形式”的并存、互动及分化,分析它们的并存和互相影响关系,并阐发了当时先进的剧评家对新剧“结构”的新认识。最后论文指出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文明戏、海派京剧两者的分化和式微。晚清民初对于西方戏剧的翻译和选择,带着时人特有的审美眼光,但尽管如此,文明戏社团演出较多的是“意译”和模仿西方戏剧创作的作品,因此,其“西式戏剧形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文明戏“西式戏剧”作品内部,明显含有“连台本戏”的结构方法；而在“西式戏剧形式”影响下,文明戏在演出“西式戏剧”作品过程中也出现了对幕数逐渐精简,并尝试把原“连台本戏”变成“多幕剧”的现象。1918年文明戏舞台萧条,“连台本戏”的演出亦无回天之力。随着文明戏社团的相继关门、艺术生态的改变,文明戏内部发生分化。一些文明戏编演者加入“五四”戏剧运动行列,其戏剧观不仅完全转变,且倡导独幕剧和多幕剧。而“连台本戏”便也成了游戏场中的纯消遣性的演出形式,遭后人贬斥。相反,海派京剧却迎来了其“连台本戏”之鼎盛时期。　　 结语主要是对本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并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目前本文研究中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