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无疑占有重要位置。作为一个与中国革命同频共振的女作家,丁玲不仅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在世界范围内也颇有影响。她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韩等十几种语言,尤其在美国,丁玲是被研究的最多的女作家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她就和尼姆·威尔斯（Nym Wales,1907—1997）、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伊罗生（Harold R.Isaacs,1910—1986）等美国作家、记者有所交往,经由他们的报道、写作,西方世界得以认识丁玲,并通过她一窥中国的文学与革命。从作家、记者到汉学家,美国学者的研究在海外丁玲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学界开始对丁玲的持续研究,或处于新闻视角的访谈,或处于对其文学的探讨,或出于政治目的的解读,总之她的作品在美国经过译介、研究、传播的同时,她的身份也是多重的,她以一个多样的姿态呈现在美国视野。这种研究并非是单向的,丁玲本人也对美国学者的研究发表了诸多看法,尽管态度不一,但总体展现出了迂回的自我保护的姿态。而这种异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重要的交往方式之一,它将不同文化、国别、种族的人联系在一起,在人类文化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论述的是丁玲与其美国研究者的异文化交流与对话,旨在研究丁玲在美国的闻名以及丁玲对其美国研究的反馈,并进一步对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进而希望通过此研究为中国作家与海外研究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借鉴与启示。论文的第一章阐述的是丁玲在美国的多重形象,中美左翼、共产党和国民党、记者、汉学家研究者都参与到对“丁玲”形象的建构中来,共同构筑了丁玲在美国的复杂形象。论文的第二章阐述的是丁玲与其美国研究者间的异文化交流与对话,主要探讨丁玲与美国学界的互动往来,其中包括尼姆·威尔斯、史沫特莱这些30年代就有交往的旧友,还有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1928—2018）、艾勃（Charles J.Alber）这些专门研究她的美国汉学家,以及和她有所交往的聂华苓、於梨华等海外华裔作家。在研究丁玲与美国研究者交往的同时,本论文还将阐述丁玲对其评价的发声,并且试图剖析丁玲对其评价发声的多重原因。这其中有着海外学者的外部因素,也有着丁玲晚年心态的变化、政治立场的考量的自身缘由。论文的第三章立足于中国作家和海外研究者的互动往来,这需要中国文学海外研究者家和作家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研究者树立正确的批评研究观念。丁玲的个人性格、文学作品、革命历程,让她具有更为特殊的世界意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这一课题伴随着国内外丁玲研究的深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她与美国研究者间的异文化交流展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同行的现实意义,也给中国作家与海外研究者,本土学界与域外学界相互交流、共同促进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各个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制度是千差万别的。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以汉学家为主要群体的中国文学海外研究者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无论是中国作家群体还是本土学界都不能对其译介、研究成果进行简单否认,而是需要帮助他们从历史经纬出发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创作,从而更准确地传达中国声音。同时在与海外学界的交往中,我们要明晰海外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他们一方面主动译介、研究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促进其海外传播,另一方面由于自身需求、个人偏好和不同文化背景,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显得五花八门,与本土研究大相径庭。对此,我们需要持一个宽容的态度,双方应该彼此尊重形成良性互动,引导来自不同文化的声音加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中,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