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热度持续升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投资环境下,中国现阶段OFDI高速发展的原因或影响因素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对此现象进行解释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因素。历史是重要的,纵观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史,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政策到近年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快速走向国际化有着中国独特的深层次历史原因,解释现阶段我国企业OFDI高速发展的现象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史。学者们研究中国现阶段OFDI现象时,或是利用研究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OFDI动因的理论,或是考虑中国自身特定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则基于烙印理论,从历史视角,结合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史进行研究。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基于跨国投资领域经典理论探讨同一时间段内双向FDI之间的相互影响。鲜有文献研究分布在不同时间段内的IFDI和OFDI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影响,因此,本文考虑历史因素,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IFDI是否仍影响我国现阶段的OFDI水平?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该倡议对我国现阶段OFDI的促进作用已经广泛验证,但对此所涉及的开放政策延续和重点调整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研究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在政策内容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涉及的重点有所调整,这种变化是否也会影响改革开放初期IFDI对现阶段OFDI的作用?与此同时,本文还考虑了特朗普上台执政造成的全球投资环境剧烈变化是否也会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IFDI与现阶段OFDI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利用1985年区域层面IFDI、1995年产业层面IFDI以及2012-2020年OFDI的二手数据,利用stata MP14.0工具,采用负二项回归进行分析。最后,基于烙印的已有成果和本文研究结论,画出了烙印的形成和演化机制图,并对其内在逻辑进行了详细阐述,丰富了烙印的演化机制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对于现阶段我国全行业而言,改革开放初期IFDI蜂拥而至产生的区域开放烙印对现阶段的OFDI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产业开放烙印则表现为显著负向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制度烙印对现阶段我国现阶段的OFDI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现阶段的2012-2015年间,一方面,区域层面上,改革开放初期的IFDI与现阶段的OFDI水平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域开放烙印作用均为正向。另一方面,产业层面上,改革开放初期的IFDI与现阶段的OFDI水平在制造业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服务业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制造业的产业开放烙印作用为正向,服务业的产业开放烙印作用为负向。（3）“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形成的制度烙印对制造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服务业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制度烙印对我国服务业现阶段的OFDI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制度烙印负向调节服务业区域层面上的改革开放初期的IFDI与现阶段的OFDI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正向调节服务业产业层面上的改革开放初期的IFDI与现阶段的OFDI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一带一路”倡议打下的制度烙印使得服务业的区域和产业开放烙印衰退。（4）特朗普执政初期（2016-2017年）,一方面,区域层面上,制造业和服务业本土企业的区域开放烙印发生烙印衰退,且衰退程度较大,最终出现烙印休眠。另一方面,产业层面上,制造业本土企业的产业开放烙印发生烙印衰退,且衰退程度较大,最终出现烙印休眠;服务业本土企业的产业开放烙印发生烙印衰退。特朗普执政后期（2018-2020年）,一方面,区域层面上,制造业和服务业本土企业的区域开放烙印发生进一步衰退,在宽度上仍表现为烙印休眠,在深度上出现了烙印逆转。另一方面,产业层面上,制造业本土企业的产业开放烙印发生进一步烙印衰退,最终出现烙印逆转;对于服务业本土企业的产业开放烙印在宽度指标上衰退过程停止,有微小程度的烙印强化,在深度指标上衰退过程持续,最终出现烙印休眠。（5）时间不会停止,烙印的演化过程也仍在不断进行。焦点主体内烙印的形成和演化机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动态性过程。初始烙印形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后续烙印事件所导致的外部摩擦和内部摩擦而发生烙印演化。内外部摩擦所产生的增强烙印力量和削弱烙印力量经过烙印耦合后会使得后续烙印特征、沉淀烙印特征表现出四种演化结果,分别是烙印强化、烙印衰退、烙印休眠和烙印逆转。后续烙印和沉淀烙印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沉淀烙印也是未来时间阶段的后续烙印。沉淀烙印作为烙印演化结果,具有烙印特征延续、匹配、整合与沉淀这四个特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我国不断完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以及更加规范有效地引导本土企业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可能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