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论于交换是一个结构性的要素。当经济学的形式分析把经济过程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基本环节时,其暗含的理论前提是交换并不专属于某一特定的经济体系,而是任一经济体系都具有交换要素的属性。“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之说由此在理论上显现为一个悖论的存在。直接奠基于市场交换模式上的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使市场交换无论是在其存在的扩展、还是其在功能的发挥上都得到了极致化的表达,并在与历史作出区隔和凸显自身优越性的努力中,终于把“交换”僭取为自身的专属品：交换仅和商品相连,交换仅仅属于市场,交换仅为现代经济所独有,从而完成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二元对立的神话建构。这一神话凭借“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甚至“交换经济”与“非交换经济”等一系列对立的虚构,把人们对交换的理解牵引进狭隘化的歧途。同时,这一长久沉积的神话一直是萦绕在交换理论研究场域的梦魇,由其所引发的理论混乱一直延续至今。更重要的是,这一神话消解了对交换的方式、类型、结构的分析,遮蔽了交换与不同经济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关联性。于是,本文在民族社会中的经济交换论题下展开对交换问题的再审视,并向笼罩于交换理论研究的这一神话提出挑战,这对理解交换的性质以及不同的交换与民族社会的差异性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要完成对这一理论神话进行挑战的严峻任务,仅仅依靠一两个当下的民族志个案是不足以支撑和说明问题的,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力图通过对中外不同民族社会中的经济交换的大尺度分析,展开对交换理论的去蔽与反思。本文第一章以交换的性质及其社会关联性为题,详尽梳理了交换理论的演变,分析了交换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扭曲与歧义,对全文的立论基点进行了充分的理论论证和支撑；重新审视交换的深切涵义,并力图对交换与不同民族社会的关系作出应有的理论说明。指出交换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一个个体和民族群体,交换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人们关系得以建立、维系和变化的主要纽带,它深深地根植于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之中,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把人们编织进各种社会网络之中并形成了社会运行的机制；交换不但普遍存在,而且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社会；在不同的民族社会,规范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构建方式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因素决定着交换活动的机会与制约性因素、动力和意义。在一般的意义上,只要一提及“交换”,人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个共同的核心本质——“互惠”。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神话笼罩下,当人类学据以大量其它交换类型的史实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时,遭遇了这一神话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力的控制。因此,人类学以“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三种交换模式的提出来统合人类社会形式纷繁的交换行为,并把交换模式视为社会整合模式时,既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神话的产物,又是对这一神话的挑战与抗争,把这三种交换模式作为一种分析基点的积极意义在于,把交换与社会关联性的总体分析进一步推向了结构分析的层面。因此,本文以第二章不同民族社会中的互惠交换模式、第三章不同层次民族社会中的再分配交换模式,展现多种交换方式在不同民族社会中的存在及功能,阐述了多种交换模式在与不同民族社会的结构关联性中并存一体、以至相互借用和混用的多种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互惠是出现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和表现形式最丰富的一种交换类型。它不仅是是许多早期社会的交往原则和基本特征,而且一直存留于现代社会中并深刻而持久地发挥着作用。互惠交换模式明显标识出了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的结构属性,展现了经济交换的另一种体系和结构的存在,其根本性目标指向在于创造、巩固和再生产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奠基于人的身份性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直接交换模式。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它获得了一个极富弹性的生存空间。再分配交换模式的实质,是在权力分层的基点上,围绕利益重心进行资源配置。这种强制性和集中化的交换模式展现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它既把社会冲突控制在特定的秩序范围内,也是社会冲突最为集中表达的领域。其总体性目标指向了社会秩序的规训与社会行为组织的集中化。它立足于身份性基点上的直接交换性质,使其深嵌入社会的深层结构,并借助于仪式和宗教体系而得到表达,也一直存在于人类历史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中。二、三两章的分析为我们展现了那些被现代市场所遮蔽和遗忘了的其他交换类型及其在不同民族社会中的丰富表现,由此说明一个事实：在我们今天所耳熟能详的市场交换模式之外,还存在着丰富多彩的其它交换类型,它们数量惊人,形式纷繁复杂。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市场交换体系的社会中,人们依然会凭借各种各样的交换形式来建立联结并维持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互惠与再分配这两种直接交换类型与立于独立主体基础上的市场交换这种间接交换类型的关系,并非是一个历史承续的进化排列,而是从古至今都交织并存着。在人类历史实存中,存在过许多种社会一经济交换方式,它们的多样性不妨碍它们的共存,或者正是由于它们的多样性,它们才能共存。第四章市场交换模式的历史演化与社会作用,通过市场交换的源起及其在民族社会中的历史实存的资料表明,商品或市场交换是一个古老和广泛的存在,它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社会之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中,从而把分析的重心指向了市场交换的生存基础与社会作用的问题。即市场作为一种创造交换环境的制度复合体,作为经济运行的形式之一,是不同社会都可以利用的经济手段,它有着不同的生存基础,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目的,并产生不同的作用。即使是同一商品/市场交换过程,由于参与其中的社会主体各自所具备的条件、行为能力和结构性地位的不同,其从市场交换中获取的收益和结果也不相同；同时对当下的市场交换理论进行了一定的反思,指出必须把商品或市场交换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和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模式下,把市场交换与社会结构相关联,才能理解其不同的生存基础和社会作用,才可以阐释不同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差异。本文以第五章游牧民族社会的经济交换分析和第六章农耕民族社会的经济交换分析,进一步深化、丰富和支持上述研究的理论观点。第五章从游牧经济结构的内在特点出发,指出了游牧经济体系对生态环境的强烈依赖性,使流动性成为这一经济结构最外显的基本特征,并塑造出游牧民族特殊的财富观或价值观；工业或手工业制造的活动受到阻滞,成为游牧经济体系最大的缺失,也成为其生产局限性最外显的表征。这些内在特点,使交换作为一个结构性的要素从一开始就内蕴在游牧社会之中,没有交换,游牧民族社会便无法生存和发展。而且,在游牧民族社会中,杂陈着以礼物、互助等为代表的互惠交换、以贡赋形式而展现的再分配交换以及以跨区域长途贩运为典型的市场交换等多种交换模式。当然,游牧经济结构对农耕经济的强烈依赖性,使得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族际、区际的贸易交换成为对游牧经济生存最基本和至关重要的交换形式。游牧民族对外部经济交换的深刻依赖和强烈的参与冲动,使战争、掠夺、和亲联姻等等成为其外部交换的极端形式的表达；打通不同经济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外部交换之路,成为游牧经济生存基础的重要保障。第六章从农耕社会结构的特点分析指出,农耕社会囊括了许多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历时性的存在,也是共时性的存在。农业社会以它极大的包容性展现出了极其丰富性的实存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耕民族社会中的多层次交换形式,以及市场交换模式在农耕民族社会中的多重涵义,表明小农并非隔绝于市场,而是天生具有参与市场的能力。最后,本文以第七章不同文化模式中的经济交换行为与多元理性的分析,指出不同的民族社会有着对交换模式的不同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同一交换模式,在与不同民族社会的环境、经济结构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特点的关联中,也会展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要深切理解交换的涵义,必须在实体分析的层面上看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四个经济的基本形式要素——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会在经济过程中呈现地位权重的变化,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交换要素,也必然会有多重内容的表达,以及多种,类型的存在。不同交换类型的展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不同经济类型及其社会结构差异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