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塑造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紧急救助免责规范——救助人因紧急救助致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该规范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彭宇案、小悦悦案等系列“见危不救”事件效应叠加而生的立法诉求,是司法与立法在舆论持续发酵后接继采取的应对之策。填补立法空白、保障救助人合法权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顺应时代发展,是紧急救助免责规范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政策彼此呼应,蕴藏浓厚的时代意义。然而各界对该“完全免责”规范态度不一,公众普遍赞同,学者以及司法机关相对理性,司法实践中对紧急救助免责案件的裁判思路存在分歧,专家学者的理解也难达一致,紧急救助免责规范的内生问题可见一斑。弘扬“见危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充分保障救助人的利益,化解道德危机,是紧急救助免责规范的出发点。为达致目的,立法者最终选择以“不承担责任”的完全免责范式构建我国的紧急救助免责规范。究其本质,紧急救助系无因管理行为,救助人“完全免责”范式有违“管理不阻却违法”的基本法理;将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时,突破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法律摄入程度过深;且扰乱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状态,造成二者的割裂,与公平原则不符。因此,紧急救助情形下救助人免责范围过宽,欠缺正当性。立法使命完成后,司法机关需借助民法解释学阐明该条文的内涵,以将其适用于具体个案中。其中,经由文义与历史解释得出的结论一致,即救助人致受助人损害应当完全免责,无需考量救助人主观过错与损害必要性,而以体系解释得出的结论与之相反,救助人并非当然完全免责,除需满足紧急救助构成要件外,尚需主观无重大过失,损害未超出特定界限,但立法与司法区分的权力配置结构决定当法律不存在漏洞时,司法仅能在立法框架内解读法律,不得突破立法原意,故不能以体系解释打破紧急救助规范所赋予给救助人的绝对豁免权。这表明无法通过解释论突破立法困境以弥补该规范的正当性不足。如此,则只能以立法路径填补立法原生缺陷。参考国外紧急救助制度,采用限定免责模式——令救助人在一般过失范围内免责,其因重大过失致使受助人损害的,依然要承担民事责任。在制度设计上,英美法系倾向单独立法,大陆法系则多将紧急救助融入民法典之中,这为我国采取何种立法方式以及立法内容提供启示,加之当前,我国民法典各分则编正在编纂之中,故而,可供选择立法模式为:纳入侵权责任编、出台立法解释。与之相应,在立法内容上,需触及问题根本,矫正“及时”救人的立法偏向,将“有效”纳入考量范畴,设置“及时+有效”的双重目的引导。此后一方面从过失程度切入,将免责范围限定为一般过失免责,将重大过失排除在免责范围之外,同时,引入比例原则,设置损害程度的必要性,构建科学合理的紧急救助免责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