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范畴是审美主体对美本质规律的一种认识,正确看待美学范畴的相关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类审美活动,从而揭示出美的本质。“艳”范畴即是中国人审美趣味的独特体现和审美判断的重要标准,以“艳”为美的理念广泛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以及音乐、诗词、美术、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门类的具体形态当中。然而当前学界有关于“艳”范畴的研究现状却并不乐观,因此对“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对“艳”范畴的研究应着重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纬度入手,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纵向的历史视角须先梳理出“艳”范畴自先秦两汉到明清的整体发展。相较于其他一些在演变中进入审美领域的范畴来说,“艳”从一开始就与古人的审美品评活动紧密相关,其审美属性发端于对特定对象形态的形容,寄托着人们最本真的情感欲望和最原始的生命追求。当“艳”进入文艺审美领域后,以屈骚为代表的楚文化从恣肆纵情的主题内容、夸诞富丽的文辞形式、绮靡曼妙的舞蹈语言与香草美人的譬喻精神四个方面确立了“艳”可传后世的美学内涵。至于相和大曲中的“艳”,它既发展出了音乐结构的新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楚文化以情为真的美学原则。魏晋南北朝时,“艳”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而内涵完整的美学范畴,并且在文学批评中被广泛使用。此时“艳”作为美学范畴的理论构成已基本确立,即以女色为核心的达情主旨与以绮靡为特征的形式表现。但是“文质彬彬”的传统美学原则始终制约着“艳”范畴形式的独立性与情感的狭隘化,在具体的理论批评中表现出一种“艳耀而深华”的理想和寄托。这种理想一方面承接了屈原在感性形式中注入理性情志的崇雅基因,另一方面也开导着后世对“艳”的雅化追求。唐代文人群体将“艳”发展为更加纯熟的美学形态,即华美形式与情志内容的高度统一,使“艳”美理想从屈原时代的个别走向了唐代文人的一般。可以说,唐人的文艺实践既延续了“艳”的生命内涵与华美形式,又着力于跳出南朝宫体那种以情色为“艳”的狭小格局,用屈原的风骚精神为“艳”注入深刻的现实意义,推动“艳”范畴走向真正的成熟。五代两宋时期以“艳”为美的观念显然是对前代审美理想的代际传承。齐梁以来到晚唐的情色绮靡趣味促进了词体之色艳内容与绮丽形式的形成,而宋代文人则从情感性质的角度对“艳”的典雅品味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明清时人也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充分扩展了“艳”的淫俗之乐与雅正之趣,并通过对明清小说、词与戏曲艺术的理论探讨为“艳”的两种美学倾向做出了总结。历史性的梳理向我们呈现了“艳”范畴的发展线索,而在此基础之上的横向理论分析则要抓住决定其美学生命的根本所在。对“艳”这一范畴来说,显然是其审美情感的性质与构成。因为情感体验是审美活动发生的基本条件,情感性质又决定着审美感受的不同层次。“艳”之所以能使主体产生强烈的审美感受,关键在于其所引起的情感与人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而情感表达的逻辑需求又决定着“艳”相应的形式创造。围绕“艳”的情感内容,我们能深入剖析其美学构成,譬如以感性的感官快适为基础的审美情感体验;以繁丽新奇为特色的审美情感表现;主客分离与主客一体的审美情感关系;走向声色欲望的审美情感失落以及以雅正为理想的审美情感规训等等。可以说,正是审美情感的诸种特征决定了“艳”范畴的美学个性,因而厘清其情感构成也就成为我们解析“艳”范畴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