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问题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本文也是在充分借鉴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纵观这些成果，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憾，主要有两点:其一，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单纯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的成果很多，单纯研究儒家思想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但是站在儒家哲学的角度去全面解读中华民族精神、以中华民族精神的视角去系统性的观照儒家哲学的专著却还较少。其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绝大多数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研究，采用的都是列举式的描述中华民族精神的方法，将其内涵概括为若干条，这样做有它的优点，如比较具体、形象，更易为人们所理解。但是，其缺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无论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成多少种，都不可能穷尽中华民族精神，都难以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对其理解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从各自的视域出发运用不同的语汇进行概括;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华民族精神本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其发展变化的动力就是中华民族日新月异的伟大实践，想用非常具体的几条总结来穷尽一个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事物，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这两点缺憾就构成了本部论文的努力方向，本部论文力图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本部论文从篇章结构来看分为前言、总论、分论、结语四部分，前言主要交待了本部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思路，和体例安排。　　总论部分分为两章:　　第一章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总体认识”。在此章中，本文结合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在对“民族精神”一般性含义和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含义、特点作了界定;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神话传说、先秦诸子等方面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起源进行了探讨;并初步论证了民族精神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母体。这一章主要是为后面的章节做原理上的准备。　　第二章是“从中华民族精神的视角看儒学”。在此章中，本文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并采用例证的方式说明了儒学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所产生的多元影响，继续沿用传统的列举描述式方法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九种，即:自强不息的精神;坚忍不拔的精神;包容和谐的精神;利群爱国的精神;崇尚统一的精神;贵德、明礼、尚义的精神;克勤克俭的精神;理性务实的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并结合这九种精神初步说明了儒学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发展中所起到的培养基的作用。　　分论部分另辟蹊径，从系统论、功能论的角度出发，将民族精神概括为开放的，可以不断容纳新的思想因素进来的彼此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五大系统。这种对民族精神的分类方法显然比列举几条具体的精神更具有概括性和开放性。然后本文以先秦儒学为分析论证的主要思想资料，以儒学的视角来观照中华民族精神的五大系统，并以五大系统的视角来逻辑解构儒家思想，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儒学究竟为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哪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由此厘清了中华民族精神传统部分的特色以及儒学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培养基的作用。分论部分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激励系统”。中华民族精神的激励系统是由中华民族精神中能够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思想因素构成的。儒学是“人”的哲学，在儒家视野中，与现实中自然事物相比，人最为尊贵;与观念中超自然的力量相比，人是中心和目的。儒家对人的这种生命价值的关切和对人存在地位的肯定，挺立起了中华民族在世上生存发展的信心，从心灵层面拓展了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完善的空间，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险、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动力之源，为中华民族精神激励系统的建构提供了逻辑起点。儒家不仅充分肯定人的地位，而且充分肯定人的能力，儒家所认可的人的能力，从宏观角度可归纳为三种，即“学习的能力”、“克己的能力”、“爱人以及推及及人的能力”，这些能力为激励系统的目标落实提供了保障，夯实了中华民族精神激励系统的基础。这些内容分为两节，第一节是“人最为天下贵”——激励系统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第二节是“为仁由己”——激励系统的得以落实的能力保障。　　对一个民族来讲，有了奋斗的信心和前进的能力，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把这信心和能力用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即激励的方向和目标问题。就儒家学说的特点来看，它为中华民族设计的进步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激励中华民族成为一个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另一个就是激励中华民族成为一个重群体、重社会效益的合群体性的民族。这两个方向的完成是分论第二章、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是“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教化系统”。中华民族精神的教化系统主要解决了激励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一个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民族精神教化系统的建构，从逻辑上来讲，首先应以承认中华民族可教为起点，进而逐渐深入到如何教、教什么、教的目标等问题。儒家以“圣人可学”的理念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理解，从理论上解决了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关于教化的内容，先秦儒家开出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教化纲目，认为通过对“仁”、“义”、“礼”的体认，人便可以不断地提高自身境界，成就以“君子”、“圣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儒家的教化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文明进步的崇高追求，其融化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里，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些内容分为两节，第一节是“圣人可学——教化系统的理论根基”;第二节是“仁、义、礼——教化系统的主干内容”。　　第三章是“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协调系统”。中华民族精神的协调系统，主要解决了激励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一个重群体、重社会效益的合群体性的民族这样一个问题。总体而言，儒家以群体为本位，在人与群的关系上，主张通过“正名”，来明确个体的社会角色以及与角色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人与“己”关系上，儒家也是从群体和睦着眼，主张以“忠恕之道”来协调人际关系。在这些总体原则的指导下，儒家又为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具体的人际关系规设了一系列具体规范。儒家所构建的这套原则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协调系统的主干内容。这些内容分为两节，第一节是“群——协调系统的最高原则”;第二节是“孝、悌、别、信、忠、爱民——协调系统的具体规范”。　　第四章是“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系统”。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维系民族感情，团结民族成员的合力，它是民族精神的激励系统、教化系统、协调系统作用于全体民族成员而产生的整体效果，民族精神中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因素就构成了民族精神的凝聚系统。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系统的贡献主要在于其“中和”理论，“中和”倡导的是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它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大一统”的国家理念，“道德之上”、“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儒家的“和”不是表层的、静止的“集合”，而是深度的、容纳多种因素在内的动态系统中的和谐。达致这样的“和谐”其总体方法主要有“执两用中”和“时中”两种。儒家所奉行的以普遍和谐为特征的“中和”观念，把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以中正和谐为理想境界，视天地人为统一整体，追求民族融和，追求国家统一，自觉维护群体利益的深具包容和谐精神的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这些内容分为两节，第一节是“和——凝聚系统的最高境界”;第二节是“执两用中与时中——凝聚系统的总体方法”。　　第五章是“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安慰系统”。民族精神的安慰系统，从总体上来讲就是民族精神中能够对该民族个体成员产生安顿身心，缓解焦虑作用的精神因素的总合，它是民族精神的激励系统、教化系统、协调系统作用于该民族个体成员所产生的心灵支撑效果的表达。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安慰系统的贡献主要在于，它以“现世今生”为立足点，在“道德至上”和“群体本位”价值观的指导下，将个体价值放到群体中、放到历史的洪流中去考察，看重的是个体对群体的贡献，看重的是个体行为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追求千秋万世不朽之名声，而不是一己、一时的得失，并以此来克服生存的焦虑和死亡的恐惧，在现实的社会人生中为人寻求到了安身立命之地，这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安慰系统的内核。儒家所提供的这样一套精神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给予我们民族以活在当时当世的意义。这些内容分为两节:第一节是“现世今生——安慰系统的出发点”;第二节是“死而不朽——安慰系统的落实”。　　结语部分对整部论文进行了总结回顾，指出儒学是古代中国人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的表达，也是现代中华民族继续发展的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特色的思想。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对外来文化成果的吸收不能以丧失民族文化之根为代价，不能沦为外来文明的模仿者，精神文化上的自立自主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决条件，我们要珍视以儒学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以使民族精神获得自我主宰的能力。同时，本文也指出要珍视传统文化但绝不能走民族文化至上主义的固步自封的路子，简单的排斥外来文化不可能达到传统文化自存的目的。传统文化只有敞开海纳百川的胸怀，启动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将外部刺激视为自身发展的新起点，积极地吸收异质文化中存在而自身又比较缺乏的营养因素，应时代变化实现历史转变，才能真正捍卫精神中国的存在，为子孙后代守住精神的家园，否则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