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突出人的城镇化这一城镇化的核心。论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分析了改革前后两个阶段中国在两个不同体制下进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并进行了评述,然后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问题,最后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公平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突破了以往哲学家“抽象的人”的束缚,他以“实践的现实的人”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历史上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植根于实践中,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而为以“物本”依赖为基础的人向更高级的“独立的人”转变奠定了基础,真正实现了人本思想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尺度与现实尺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市和乡村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不断斗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关系的变革,进而改变城乡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城乡关系会经历一个“城乡同一——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历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工农联盟政治觉悟的提高,工农整体素质的提高等是城乡融合的基础和条件,城乡融合能够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其终极目的和归宿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大门,也拉开了中国式城镇化建设的帷幕。纵观6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期间受政治影响很大,但城镇化总体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概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是城镇化起步和稳步发展的阶段,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基础；1958年到1965年是城镇化发展剧烈波动时期,大跃进、三年灾害与政策失误、国民经济调整等大事件都影响到城镇化的发展,甚至大跃进停止后还出现了“逆城镇化”的现象；1966年到1977年是城镇化建设的停滞时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等,导致中国再次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顺了发展思路,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都朝着正确方向飞速前进,也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阶段；1984年到1992年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1993年到2002年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形成时期；2003年至今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发展时期。在当前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特别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是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突破、产业集聚能力的增强、城市群规模的出现、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初步形成等,都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必将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速度慢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城市中出现了新的“城市贫民”、“半城镇化”现象严重等,城镇化的推进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与挑战,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等,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从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始由“物本”向“人本”转变,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此,我们必须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其中,集约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路径,智能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设计的缺失和部门服务的缺位,同时由于新市民的自身素质的限制和传统观念导致的文化冲突和认识偏差,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往往遭遇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必须同步进行相关制度改革,为市民提供制度保障；加强社区管理,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新市民加强自我调适,增强主人翁意识。总之,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区、个人的共同参与,实行三元参与模式,只有三者各尽其责,互为补充,才能确保新市民公平的享受市民权利,实现人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