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为中国经济获得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中国式赶超”的结果也使得积累了40年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日渐暴露,特别是市场要素配置效率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发现如下关于中国问题的几个基本事实:（1）中国目前要素市场改革尚不完善。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要素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配置往往受到所有制性质的约束和影响。虽然产品市场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场的改革仍较为滞后。（2）目前中国亟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下降。（3）中国当前的企业家仍面临制度约束。企业家作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在中国要素错配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仍面临金融资源的“所有制偏好”,从而导致民营经济部门的的挤出效应。基于这些事实观察,我们试图理解上述生产要素的扭曲即资源错配是如何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重要问题。并且在当前中国制度背景下,我们考虑到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进行估计并揭示其微观形成机理,寻求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和做出政策建议。我们研究了有关要素扭曲和资源错配的大量文献,利用了Hsieh&Klenow（2009）年的开创性工作。Hsieh&Klenow的贡献在于考察了企业间的资源错配,为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方向。在理论分析中我们阐述了资源错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的三个过程,即分别是资源错配的形成机制、资源错配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以及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到宏观层面的加总机制。同时我们对资源错配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对三个单要素的资源错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精神）纳入资源错配的研究领域,扩展了资源错配概念的内涵,并丰富了现有文献对资源错配领域的研究。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在考察资本错配与企业特征关系时,按区域来看,西部地区的资源错配持续获得改善,但改善的幅度在三个地区中最小,基本维持在0.72到0.50之间,中部地区平均每年的潜在增长率都低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的改善程度最为明显,从0.91到0.4,说明扭曲的限制不断缩小,但仍然存在潜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规模分布来看,25百分位规模的企业在2003年扭曲恶化之后逐步消除,因此潜在增长率在2003年以后逐步下降。在考察资本错配与生产率动态分布关系时,我们发现随着年份增加,一个明显趋势是两者分布的左侧分布呈现逐渐变薄和缩尾趋势,表明这几年中位于分布左侧的低生产率企业逐渐退出市场活动,另一个可能途径是通过改善生产率水平,并且生产率提升水平超过行业的平均值。三种离散分布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弹,说明这一时期企业间的生产率水平具有扩大的趋势,说明由于扭曲的扩大趋势,企业之间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增加。其次,我们得到劳动力要素的错配对省级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体地说,1985-1997、1997-2007、2007-2016年以及整个时期的平均扭曲程度、有效和实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1985年到1997年,实际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有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0.48个百分点。即,第一个子时期内要素分配的改善对TFP年增长率贡献了大约0.459个百分点。并且实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在长期来看比有效全要素生产率低0.536%。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整个扭曲程度对实际与有效的TFP增长率差异的影响越来越小,说明随着资源错配的改善,不仅扭曲的程度一直减少,扭曲对平均有效的生产率效应的影响也逐渐降低,分别是-0.74、-0.59、-0.41。第三,进一步我们对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分析表明,由于制度层面的扭曲因素加剧了资本错配的程度,从而融资约束导致企业家职业选择决策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产出。基本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自于国企部门低效企业的退出。改革的直接影响是私营部门的扩张,而持续的私营企业收入份额不断增加导致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均衡工资,导致低效的国有部门企业家的退出。由于在模型中考虑了制度改革这一变量,所以我们的结论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转型过程和中国经济增长或许具有启发意义。通过反事实分析模拟得到TFP与真实值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制度变革（改革开放）带来TFP的改善程度,我们发现在1992年的改革之后,TFP继续演变的结果比改革前的趋势高出23%,说明制度改革可能是在这个时期间内引发中国TFP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总之本论文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生产函数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分析,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省级行业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予以实证检验。模型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反事实的分析方法,即通过存在错配的现实情形与假设不存在错配的假设情形作比较,得到错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最后我们将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错配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模型和计量回归模型中,发现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在宏观层面（区域、行业、不同所有制等）对TFP的影响作用比在企业层面更加显著,且企业家才能错配在企业层面的TFP的作用受到融资约束调节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