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中国在沿江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被日军占领之后,以经济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为依托,坚持八年抗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经济是战争的基础。现代战争是交战双方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较量,谁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谁就有可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战争中,交战双方较量的就不仅是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且还包括国防经济潜力和国民经济动员能力,谁拥有较为雄厚的国防经济潜力并能通过有效开展国民经济动员将这种潜力有计划地、逐步地、不断地释放出来,转变为军事和经济实力,谁就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基于此,本文从中日两国国防经济潜力的比较入手,首先比较抗战前中日两国国防经济潜力的大小,在此基础上,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所开展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来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如何将平时经济转入战时轨道,通过国民经济动员将中国现有的经济力量和潜在的国防经济力量组织起来、动员起来、释放出来,为支持抗战,取得战争胜利服务。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及其动员的程度和取得的成效,应该成为抗日战争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日渐深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基本上着重于对抗日战争的历次重大战役、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等进行具体的研究,对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与战争的关系多未涉及。本文试图以抗日战争为个案,研究分析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战争时期政府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战争的进行；战时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所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对战争和经济分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对于以上诸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抗日战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防经济理论和国防经济实践情况的一个探索。　　 本文的主体部分按照逻辑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抗战前中日两国国防经济潜力比较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本章着重对抗战前中日两国间的国土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从而说明:中国具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是抗战前,中国现代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比较落后,无论是从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与日本都有很大差距。抗战前的日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而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国和一个现代工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间的较量,经济实力的差距很大。国民政府虽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一定的经济备战,但并没有能够改变中日两国实力悬殊的状况。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的方针政策。本章主要论述了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是如何将平时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是如何逐步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制定出越来越深入的经济动员的计划,又是如何为适应战争需要,对国民经济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配置方向进行调整的。通过研究,我们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总的方针政策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　　 第三部分包括第三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员动员；第四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动员与武器装备的补充。这两章主要介绍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军事人力资源动员,征集到了足够的兵员,补充了战争中各部队的损耗；通过大后方兵器工业动员,生产了大量部队急需的轻武器和弹药,与此同时,努力争取外国军事援助,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战略物资,维持抗战直到战争胜利。　　 第四部分包括第五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矿业动员与军需物资供应；第六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农业动员与军粮的供应:第七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交通运输业动员与战时军事运输。这三章主要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各个产业动员的情况及其对于支持抗战所产生的效能。研究国民政府如何开展能源、冶金、机械、电器、化学工业动员,生产战争所急需的军用燃料、油料、兵工生产原料和辅助材料、军用通信器材等,支持战争的进行；进行农业动员,采取措施增加大后方粮食产量,并通过田赋征实等措施保证战时军粮的供应；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加强大后方交通设施建设,动员国家和社会的运输力量进行战时运输,基本完成了战时军事运输任务。　　 本文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中也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动员时机选择过迟。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六年的战争预警期,国民政府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进行经济动员,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战上,贻误了大好时机,影响了经济备战的成效和平战转换的速度,同时对抗战初期的军事行动也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二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的组织效率较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没有建立起有权威的、高效率的经济动员组织,难以把现有的经济力量和潜在的经济力量有效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有机结合,统筹运用,因而影响了经济动员的成效。三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的手段过于单一,只是单纯地运用行政法律的手段,采用行政命令、摊派等强制性的手段征集、征用民间的人力、物力,而没有同时采取经济的、思想教育的手段凝聚人们的思想,激发民众的信心,团结人民的力量,同仇敌忾、共同抗战。国民政府在经济动员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国民经济动员的成效。　　 当然,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的成效客观上也受到了抗战时期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受到了中国现代工业、农业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业运输能力的限制,使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只是勉强支持了抗战的进行,而没能成为抗日战争的坚实基础,更没有能够随着战争的胜利而获得较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