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中的整合：1925-1939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的政治学分析》属于政治史范畴。　　 本文论证的逻辑起点是孙中山逝世后的中央权力结构。全文以蒋介石整合中央权力结构为主线，逐章论述了中央权力结构的分合、党内派系结构的变化、中央权力体制之演变。笔者认为，孙中山逝世后，权力斗争骤然加剧，蒋介石意外地成为权力重组的最大赢家。其时，中央权力体制遂改行合议制/委员制，试图实行民主集权制。国民党二大之后，蒋介石催生北伐战事，发起对中央权力结构的整合动作，实行党政军权力系统“三位一体”，并置党政权力于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之下，企图以军治党。中常会实行主席制。此举引起国民党中央杯葛，南昌中央得以成立。蒋介石将分裂的乱源指向中共，进行残酷“清党”。“清党”伤害了国民党的组织机体，暴露了国民党组织结构的离心倾向。1927年9月，桂系借机与西山会议派结盟，攫取了南京中央最高权力。中央权力结构遂过渡为临时特委会的特殊权力形态。1928年2月，蒋介石折返权力舞台，重组权力体系，试图确立中常会在全党的中心地位。不过，中常会改采委员制，凸显了党权系统的弱势运作。及至国民党三大，蒋介石再度将军事胜利的优势转化为政治强势，提升个人集权，成为党政军权力系统的实际操纵者。以后，尽管中央权力结构不断扩增各派系骨干人士，但中央权力体制却向个人集权制方向演进。因此，遭遇了党国体制内反蒋派系与地方军事实力派的联手反对，经过反复较量，中央权力体制一度向集体领导体制回归。九一八事变之后，挽救民族国家危亡成为党内各派系的共识，但是，蒋介石却坚持“安内攘外”的方略，将“剿共”置于优先位置。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政治环境，蒋介石得以国家利益至上为藉口，再次以军权统摄党、政权力。具体制度安排是，以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据点不断向党政权力系统侵权。1938年1月，临中全会决定在中常会之上设置总裁，代行总理职权，建立总裁制的战时权力体制，中央权力体制于是完成了由民主集权制向个人集权的最终转化，重建了后孙中山时代的个人集权体制。回顾历史，可以清晰见证中央权力结构的变化轨迹：蒋介石首先在北伐中以军权坐大，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角色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进行个人集权，然后，逐步侵蚀政党权力，最终建立总裁制的个人集权体制。13年间，党内各派系和地方军事实力派一直强烈反对蒋氏集权，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致使蒋氏集权一再受挫。不过，终因抗战情势而使蒋氏实现其集权夙愿。蒋介石建立个人集权制的历程，彰显了军事强人的政治性格和个人集权的政治心理。　　 在理论架构上，试图选择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视角，论述了国民党势力从珠江流域推展到长江流域再扩展到全国的过程中，党内各派系利益集团聚散的时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