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优先领域。因此,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与责任。公害事件的频发与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法的预防功能越来越被重视,环境责任亟待从事后的损害填补向事前的风险预防转变。环境侵权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补偿性责任与预防性责任:补偿性责任基于填补原则与公平原则,是对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人身、财产及生态环境损害进行填补;预防性责任基于风险预防原则,是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对环境污染损害危险进行处置,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损害发生或扩大的可能性。两种功能定位互补的责任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够完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重损害赔偿、轻风险预防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就使得环境立法中设立预防性责任的目的落空。这种现象出现的本质原因就是环境司法中预防性责任体系的不完善。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预防性责任在环境司法中的功能,应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是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以及侵权法的定位指出以损害赔偿为主体制度建构的侵权法难以完整保护环境利益,而预防性责任则因其性质可补足其不足,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第二部分是从司法实践中分析出环境侵权预防性责任的适用窘境:重损害轻赔偿,并对其产生原由进行剖析:诉权争论、构成要件不明确、责任承担规则未细化及与环境行政执法的衔接不畅。第三部分总结并借鉴日本法、德国法、英美法在环境侵权预防性责任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第四部分提出完善环境侵权预防性责任的建议。包括以“权利-义务-责任”体系作为请求依据,以“侵权行为-危及-容忍义务”逻辑明确构成要件,在利益分层前提下类型化责任承担方式,厘清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行政执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