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随着产品生产及服务的过程在全球范围的分散化,且被细分为关联密切的生产工序流程,产业链上下游国家（地区）之间的最终品及中间品生产及服务活动共同组成了新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产品内分工改变了国际分工方式,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商品贸易背后隐含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问题。“虚拟水”指的是生产及服务背后所必须投入的水资源总量。目前,世界各国（地区）双边贸易总量日益增长,水资源约束逐渐成为困扰人们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国际贸易中生产商品及提供服务所必须投入的水资源总量即虚拟水的跨国流动也逐渐引起了学界注意。虚拟水贸易理论的诞生为学界研究国际贸易与水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因此自被提出以来就备受关注。虚拟水贸易理论认为,水资源稀缺的国家应当进口虚拟水,与此同时应鼓励水资源丰裕的国家出口虚拟水,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提升水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本土纷纷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对双边贸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商品及服务跨国流动背后的虚拟水贸易也受到了影响。基于此,研究新时期各国（地区）环境规制对虚拟水贸易利得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各国发展对外贸易必然选择。本文首先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的视角,从环境规制作用下贸易利得的内涵入手,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全球各国（地区）的虚拟水贸易利得;其次,在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环境规制影响全球各国（地区）虚拟水贸易利得的作用机制,并分别研究了环境规制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再次,本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计算方法,得到了各国（地区）的双边虚拟水贸易利得测算基本框架,同时基于全球虚拟水贸易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分别进行数据层面的验证,将总量虚拟水分为绿色虚拟水（自然降水）、蓝色虚拟水（灌溉用水）以及灰色虚拟水（生产活动中造成的水污染）,并对各国（地区）历年的双边虚拟水贸易利得进行了现状及特征描述;然后,为了得到环境规制对各国（地区）虚拟水贸易利得的具体影响方向和程度,分别进行了计量回归检验,从而分别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虚拟水贸易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最后,本研究基于前文研究结论,立足于中国国情,就如何通过科学制定环境规制相关政策,优化虚拟水贸易利得提出对策建议和下一步研究展望。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全球各国（地区）虚拟水贸易利得存在较高程度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从进口需求的视角看,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的虚拟水进口规模最大,塞浦路斯、卢森堡、马耳他、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虚拟水进口规模则相对较小;从出口供给的视角看,在所有的观测值中,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以及美国的年均总量虚拟水出口规模均达到万亿吨以上,塞浦路斯、希腊、荷兰出口供给规模则相对较小。产生上述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各国（地区）的投入产出结构不同,同时水资源的要素禀赋也存在天然差异。从需求侧视角看,全球虚拟水进口贸易结构得到不断优化;而从供给侧视角看,全球虚拟水出口贸易结构却不断恶化。全球各国（地区）总量虚拟水贸易竞争力水平差异明显。在所有的国家（地区）中,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的虚拟水贸易竞争力指数较高,具备虚拟水贸易比较优势。本文同时发现诸多国家具备虚拟水贸易比较劣势,譬如,中国2000-2014年均虚拟水贸易竞争力指数仅为-0.57,存在长期的比较劣势。此外,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的虚拟水贸易竞争力水平也较低。第二,全球虚拟水贸易利得时间变化趋势也各不相同。世界各国（地区）虚拟水进口和出口贸易规模基本上呈现上升态势。总体来看,绿色虚拟水进口及出口规模要远远高于蓝色虚拟水和灰色虚拟水的进出口规模。从时间趋势上看,全球虚拟水进口贸易结构优化以及虚拟水出口贸易结构恶化的速度不断减缓。对虚拟水国别（地区）结构分析结果显示,部分高水耗国家虽然耗水量较高,但仍存在虚拟水的净流出。无论是虚拟水进口贸易还是虚拟水出口贸易,2000-2014年全球各国（地区）虚拟水贸易结构指数的核密度图都由尖峰形变化为宽峰形,这意味着全球虚拟水进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在不同国家（地区）分布越来越分散,也表明全球虚拟水进口贸易结构优化以及虚拟水出口贸易结构恶化的速度不断减缓。奥地利、拉脱维亚、美国等国家虚拟水贸易技术含量动态变化较为稳定,丹麦、马耳他、爱沙尼亚等国近年来的虚拟水贸易竞争力指数存在逐年上升态势,而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的虚拟水贸易竞争力指数却逐年缓慢下降。第三,环境规制与虚拟水进口贸易需求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规制的实施初期,随时规制力度的增强,虚拟水进口贸易需求会有所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环境规制强度逐渐增强且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将促使虚拟水进口贸易需求逐渐提高。通过将43个国家（地区）按照环境规制强度划分成环境规制偏高组、环境规制适中组以及环境规制偏低组三大类并进行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偏低的国家（地区）较晚迎来“U型”曲线拐点的结论。环境规制对虚拟水出口供给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将43个国家（地区）按照环境规制强度划分成环境规制偏高组、环境规制适中组以及环境规制偏低组三大类,环境规制影响虚拟水出口贸易供给的方向保持不变。出口国家（地区）的水资源要素禀赋以及贸易开放度越高,则该国家（地区）的虚拟水出口贸易量越高;进出口国家（地区）的技术进步差距越大,则出口国（地区）的虚拟水出口贸易量越高;出口相对价格指数越高,则出口国家（地区）的虚拟水出口贸易量越低。第四,环境规制对虚拟水贸易行业结构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计量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虚拟水进口贸易行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型”曲线关系。在环境规制措施实施的初期,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虚拟水进口贸易结构呈现出恶化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加强,越过临界点后,环境规制的实施对虚拟水进口贸易结构水平转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虚拟水贸易利得变化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虚拟水出口贸易行业结构水平同样存在U型曲线关系。在环境规制措施实施的初期,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虚拟水出口贸易结构指数上升,虚拟水出口贸易结构水平下降,虚拟水贸易利得相应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加强,越过临界点后,虚拟水出口贸易结构水平呈现出逐渐优化态势,虚拟水贸易利得随之上升。环境规制不利于虚拟水贸易在全球范围国别（地区）结构的升级。环境规制作用于高水耗国家（地区）虚拟水进口的系数更高,作用于低水耗国家（地区）的作用系数更低。环境规制对于虚拟水净进口贸易流量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在总量虚拟水贸易及蓝色虚拟水贸易中,低水耗国家较早迎来拐点,而在灰色虚拟水贸易中,高水耗国家较早迎来拐点。水资源要素禀赋和经济规模显著促进了虚拟水贸易国别（地区）结构的优化升级,而汇率增值时,不利于双边虚拟水贸易国别（地区）结构优化升级。第五,环境规制对虚拟水贸易技术效应对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影响方向。在控制内生性的前提下,发现对于高水耗国家（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促进了虚拟水贸易的技术效应。其中,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蓝色虚拟水贸易竞争力指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0.0616%个单位,环境规制对灰色虚拟水贸易技术效应的作用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灰色虚拟水贸易竞争力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0.0694%个单位。对于低水耗国家（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依旧对虚拟水贸易技术效应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与整体分析相比,环境规制对虚拟水贸易技术效应负向影响的系数显著增加。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如下:首先,将环境规制与虚拟水贸易纳入到统一的理论研究框架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虚拟水贸易利得影响的作用机理,指出环境规制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虚拟水贸易利得,作用机理分析突破了传统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虚拟水贸易和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体系;其次,本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多种方法,从行业、国别、虚拟水类别等多个维度,结合定性分析、改进的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理论模型、博弈论多种理论分析方法,综合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比较分析、趋势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全球各国（地区）的虚拟水贸易利得实际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同时重点进行实证分析,在掌握研究所需直接数据和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探索环境规制影响虚拟水贸易利得的作用方向、作用路径和作用程度,确保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前瞻性。第三,本文不仅从“量”上研究了虚拟水贸易的贸易利得效应,还从“质”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丰富了虚拟水贸易领域的相关研究,并基于分析结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系统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