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拥有医学和心理学背景,对人的生命体验感觉的关注远超于其他同时期作家,“疾病”也成为毕淑敏后期创作的核心话题。无论是癌症、病毒、白血病和艾滋病等生理疾病,还是吸毒、抑郁和人格分裂等心理疾病都成为其书写人性的对象。毕淑敏在亲身体验非典一线的生活之后,转向疫病题材的写作,其疫情书写彰显出传染病题材的个人化叙事和跨学科写作特征,蕴含着丰富的叙事伦理价值,带给人类深刻的伦理反思。毕淑敏以冷静的姿态正视人类的生存与死亡,对疫情的书写既延续了文学、心理学和医学等跨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又扩展到科幻写作领域。伴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疫情文学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毕淑敏在特殊“疾病”创作领域更突显其疫情书写的成熟与理智。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引言部分追溯疫情文学的研究缘起,整体性描述疫情文学研究现状,并结合毕淑敏文学创作研究现状简述毕淑敏疫情书写的转变和创新,阐释本论题的研究意义。第一章围绕毕淑敏《花冠病毒》的传染病叙事模式展开论述。结合毕淑敏对疫病题材的选择和“抗疫”母题的确立,其小说《花冠病毒》作为疫情文学的典型,通过建构身份伦理,设置悬念情节和“科幻”的虚构技巧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了传染病题材的叙事模式。第二章分析毕淑敏疫情书写的个人化叙事特征。从疫情文学角度入手,对比现当代文学史上疫情书写模式的差异,相较之下,毕淑敏以非典作为知识背景,在传统与反传统语境下从生命、道德和伦理等层面探讨人在疫情中的生存体验,以跨学科视野进行疫情书写,是其文学创作的转向,也是对疫情文学的补充和创新。毕淑敏的多重职业身份使得其创作由早期单一的军旅、城市、体验创作模式转向复合的多元化写作如医学书写和心理疏导等,催进了“新生代”作家融入社会现实浪潮的步伐。第三章探讨毕淑敏的疫情书写带给人类的伦理反思。以《花冠病毒》为例解读政府应对机制实施的必要性,缓解了官方与民间的对立冲突。结合毕淑敏对疫病生态的书写,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起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普遍共识,呼吁人类提升环境保护意识,重塑生命价值观,以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毕淑敏关注疫情中人类的精神失控现象,挖掘病毒肆虐的现实意义,试图治愈人的心理疾病,凸显出作家对人道主义情怀的坚守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结语部分归纳并总结毕淑敏的疫情书写彰显的文学魅力及其不足,并揭示文学在疫情面前发挥社会功能的独特意义和创作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