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出身儒学世家,先人乐善好施、孝亲重礼养成了他温润淳和的性格。父亲刘述的安贫乐道、淡泊功名,埋下了他隐逸思想的种子。刘因原有报国之志,但随着汉法派改革幻想的破灭,他对仕途心灰意冷,遂避世不出。他作品中浓郁的隐逸倾向与家庭影响和现实打击不无关系。刘因性格清高自傲,重义轻利,所交游者多为性情相投的士人。他接受何玮聘书坐馆三年,却因情同知己而婉拒聘金。他与郝经的豪士之游,与郝彝的隐逸之游同样基于性情相投。他与张仲贤、寇元德的交游透露出浓郁的慕南之情,他与王之才的交游则有殷切重托之意。刘因与友人的交游体现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共同特点,交游活动对于丰富其文学题材,开拓其文学空间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刘因的诗歌大开大合,用语奇特,纵横豪逸,想象超出尘外,笔力雷霆万钧,显示了诗人恣肆豪放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形成与“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的地域性有关,也与他对元好问为代表的金源文人的学习与接受有关。刘因在诗歌创作上自觉师法前贤,其诗融合了陶渊明的淡泊宁静,李白的清新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亦有元好问的豪迈高古,李贺的恢诡谲怪等多种风格,转益多师而自成一格。他的诗歌并没有道学先生的“头巾气”,而是景中寓情,情中见理,将情趣与理趣相结合。其诗歌中的议论并不枯燥乏味,而是性情之言。理学思想是刘因文学创作的辅助,在元代理学家中刘因的诗歌独树一帜,在元代诗坛有先鞭之功。刘因的散文具有豪迈旷达、正大光明和人文化色彩。作为理学大家,刘因以散文表达对天人关系的深刻思考,分析鞭辟入里,叙事言简意赅。作为一代醇儒,刘因的散文又具有豪迈遒健和正大光明之气。他注重情感抒发和强烈的写实性,如实描绘金元易代残酷的战争场面、伟大的人性之美,有以文纪史之功。刘因在文学批评思想中极为重视创作主体的作用,他提出“全材”理论,主张读书为学可以促进人格完善。他主张先《六经》而后《四书》,对宋儒义理之学的空疏之弊提出批评。他认为“今之艺”诗文书画有“华国”、“治物”、“润身”的功能,主张弟子积极学习。他在文学批评上强调气节风骨,这是其儒者之气的一脉相承。刘因认为学诗当以六艺为本,主张师法前贤,以中正平和、沉郁顿挫、慷慨豪迈为学诗取径,贬斥尖新怪诞的不良诗风。刘因还积极钻研绘画中的形神关系问题,深入推动了苏轼的相关论述。他的文学批评思想超越了理学家视角,发展了儒家传统的文艺观念。自刘因去世之后,历代文人对其接受从未中断。元人重视刘因的理学家和隐士身份,或撰文品评创作优劣,或拟作以效仿其诗风流韵,逐渐树立起刘因元诗开卷第一人的地位。明人对刘因既有肯定,亦有否定。宋濂、薛瑄等人视刘因为有凤翔千仞气象的一代醇儒,肯定了刘因的儒学地位。邵宝、崔铣等人则从《春秋》之义、华夷之辨的角度解读刘因,不免基于民族情感而产生的误读。否定派则以《渡江赋》为例斥其为“幸宋之亡”的小人,则是在对刘因家世生平没有充分了解下的误判。清人孙奇逢、全祖望等人撰文对此加以辩驳,“幸宋之亡”的质疑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理学大儒的地位亦得以还原。清人赞其为诸体皆备的名手、超出群伦的史才,四库馆臣甚至评价刘因为北宋以来讲学而擅文章者之第一人。在历代接受者的努力下,刘因积极的一面得到广泛认可。刘因的作品意蕴深刻,对元初文学肤浅之风是一种反拨。理学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却没有理学家轻视文学的通弊。他真正从文学的审美特征出发,将景趣、情趣与理趣完美融合,实现了理学与文学的双赢。其作品虽有不少以宋金历史为题材,但绝非是“哀金”、“哀宋”的家国之哀,而是文化之哀,这影响了他入世的热情,也奠定了其作品中鲜明的出世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