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的危害行为,给原本稳定的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法律冲击,对我国的法治体系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政治政策以及治理效果的压力之下,人们逐渐忘却了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特征,越来越广泛地将其运用于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各种问题。然而刑事介入社会管控的程度不断加强,刑罚保护对象边界也变得捉摸不定,有的甚至基于平息舆论等现实主义原因为了治罪而治罪,从而偏离了罪刑法定的根本要义。在某些固有治罪思维的指引下,司法机关出罪入罪更加便捷,司法人员在进行解释时没有完全遵循罪刑法定的解释逻辑,而是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考量行为的危害性,再利用解释辅以引导性的加持即可将希望惩治的行为入罪,有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只要提出足够的证据,只要有强有力的公共政策的支持,四百多项罪名“总有一款适合您”,也越发地在违法与犯罪的界限中屡屡迈出危险的步伐。司法解释本应是法律的解释与说明,但现在已演变为推陈出新的创造性活动,有的规定突破了罪刑法定边界而另起炉灶,成为了新的“立法”。有学者甚至认为司法已经取得对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之补充权,是介于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司法立法权”~1。实际上,由最高法、最高检作为主体在法律适用中颁布司法解释的行为,是司法实践中的一部分,本文将这两部分统一看作司法中的解释扩张现象加以研究。综上,本文所述的刑法解释,不仅包含司法者个案裁判中的刑法适用解释,还包含司法机关以规范性文件形式下发的抽象化表达。现实社会的治理经验表明刑罚的发挥可以有效树立公权力的权威,然而这种发挥是以牺牲公民的部分权力自由为代价的,因此需要罪刑法定把权力制约在“笼子”里。而一旦刑罚在司法中不加限制地予以使用,这种随意入罪的态势愈趋明显,也与要求法律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干涉有所克制、有所限约的罪刑法定主义产生了本质上的分歧。因此,本文分析了刑法扩张的表现以及对罪刑法定的冲击,着重探讨了今后司法机关作为解释者如何应对这种趋势。文章篇幅六万余字,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选题目的、流程和方法等以及论文研究领域的学术史回顾、文献综述等内容,对论文选题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介绍了司法适用中解释与罪刑法定之间的博弈。目前刑法应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时展现出强大的“包容力”,从司法解释中看出颁布者主观化、入罪化的问题,在个案判决中也能看出实务者探求自己内心而主观地作出解释,不断试探着刑法的边界,有的打着刑法解释的“擦边球”,也有的悄然地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本文认为,刑法解释作为贯彻罪刑法定的基本渠道,必须严守解释规则,遵循“文义入罪、价值出罪、入罪合法、出罪合理”的指导原则,不能在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出罪与入罪之间含混不清。第三章承接上文,归纳司法实践刑法适用通过构成要件以及其他因素扩张的表现及其特征,例举了刑法司法适用中在主体共犯、主观动机、犯罪对象、犯罪客体、行为方式、危害结果以及兜底条款等多个方面的大量案例,揭示出刑法扩张性乃至立法性的冲动扩张已渗入方方面面,增强文章说理性,并及时对不恰当之处进行了批判;第四章着重发掘目前刑法司法扩张的成因,从内在机理原因和外在动因指出当前刑法扩张存在着风险管控的现实需求,但也暗藏着对罪刑法定的威胁,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刑罚万能主义抬头,违法与犯罪更加难以区分,罪名口袋化现象也越发严重,因此这种现象必须遏制。第五章提出了应对刑事扩张的处理思路,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发现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解释有着深刻的同源性,并在哲学客观理解性的指导原则下从司法机关角度提出限缩性解释与高标准说理要求等建议;其次应厘清解释的限度,提出二元标准说,从文义与价值两个方面同时对条文进行判断;最后又总结出其他四条建议,希望综合多种手段实现治理、设定合理的司法解释范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