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而于欢案的发生又一次的引起了刑法学界对正当防卫制度的热议。于欢案涉及的正当防卫制度之争议,主要是围绕着防卫的紧迫性之认定,特殊防卫中“行凶”的判断以及防卫过当的认定这三个方面展开。防卫紧迫性是指不法侵害发生时因侵害的紧急到来,处于防卫的迫切需要而不得不做出的防卫行为。对于防卫紧迫性的认定,应当破除唯结果论之判定标准,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以防卫人的主观意志为修正的这一综合的方式去进行判定。根据修正的行为后判断说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紧迫性,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特殊防卫中的“行凶”之认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行凶”的认定,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进行判断,从行凶的主观罪过形式、行凶的行为方式、行为的行为后果及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四个方面去进行综合的认定。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重伤死亡说”,杜志浩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行凶”,因此于欢不能对其进行特殊防卫。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整体说,从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结果是否造成“重大损害”的层面,对比分析防卫人的防卫结果与不法侵害人的侵害结果之间的差异,对比分析防卫人的防卫性质和不法侵害人的侵害性质之间的差异,并与防卫人的主观意志相结合对防卫行为做出全面性整体性的判断。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整体说”于欢的行为既“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又“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应当认定于欢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