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欺诈方法控制赌博的犯罪案件在我国也在逐渐增加,这些案件的覆盖地域广、参赌的人员多且涉及的赌资金额大。行为人对他人进行诱赌后,在赌局中出老千进行欺诈,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激增,与此同时,由此而引发的其他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案件也连年增多,社会影响恶劣;对于诱导赌博后诈骗控制赌博的性质,在司法上,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但其在实际个案运用中的普适性有待加强。而且人民法院在对个案进行裁判时往往在理解和适用上产生分歧,对该司法解释的裁判思路和观点各有不同,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在黄某等诈骗案、焦某某等诈骗赌博案、孙某某等赌博案以及牟某等赌博案中,争议焦点在于以诈骗手段控制赌博的行为人是否构成赌博罪、能否构成诈骗罪以及行为人的罪数如何进行确定等三方面。一方面,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聚众赌博行为,是否损害社会管理秩序和良好风气的角度,证明该行为构成赌博罪;另一方面,通过对行为人非法占有主观目的的认定和对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客观分析,证明该行为构成诈骗罪;在罪数方面,行为人同时成立两个罪名,结合案情分析可知,赌博是行为人的犯罪手段,进行诈骗是行为人的最终目标,而且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中有关罪数的规定,行为人的行为契合牵连犯构成的要求,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二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两个行为都构成犯罪的情形中,结合案情和牵连犯的定罪要求,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社会效应,对犯罪行为人从一重罪论处,以诈骗罪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