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注意。近来，如何通过翻译传递及传播中国文化已经成为译者日益关注的问题。《红楼梦》，这部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缩影的文学巨著，蕴涵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因素，体现了非凡的思想深度、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艺术及美学价值。然而，这些却意味着译者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译者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文化因素进行翻译。但目前的翻译理论多数还只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在文化与翻译这对矛盾中更注重读者，因此其对文化翻译实践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目的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提出，其与传统翻译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源文仅被视作一种信息载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以达到翻译目的并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目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翻译实践的新视角。然而，直到近些年中国译者才真正接触到这一理论，而以其为理论框架进行的文化翻译讨论也甚少。 本文对比杨宪益和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文，试图对其中文化因素翻译策略的有效性进行探索。文章起始作者讨论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简单回顾了目的论的发展，并由此引出了异化和归化两大基本翻译策略以及学者对文化翻译的不同观点。作者以目的论为框架，多方面对比分析了杨霍两个译本对典型中国文化因素的不同处理方式，杨译本以异化策略为主，而霍译本则更偏向于归化。尽管各有侧重，翻译策略并非是单一的。作者从两方面分析了《红楼梦》译本中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译者遵守忠实原则和连贯性原则。之后，作者分别从目的论的目的原则、忠实原则和连贯性原则等角度分析了异化策略的众多优势，最后得出结论：在向西方读者介绍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下，异化策略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