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语码转换这一术语首次被使用以来,各种研究相继展开,语码转换日益成为各个学术领域的热门话题。研究者们纷纷从句法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会话分析学和语用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随着1968年美国国会“双语教育法”的颁布,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开始涉足语言课堂,于是语码转换被用来指称语言课堂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使用。接踵而至的是关于外语课堂使用多少母语为宜的激烈争论,并由此导致语言内教学策略和跨语言教学策略的划分。语言内教学策略强调:学生在课外几乎无法接触外语,所以,在课堂上使用目标语进行管理和语言学习是必要的;相反,跨语言教学策略则坚持认为:很显然,母语在课堂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教师实现教学效果和师生交流的最佳用语。争论双方进行了许多理论或实证研究以支持自己的立场。然而,遗憾的是,就此盛极一时的问题,国内外所作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尤其在大学外语课堂针对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教学中,使用母语的适量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在大学英语学习环境中,一方面,由于专业课程对其将来发展至关重要,非英语专业学生多把精力集中在专业上,因而英语课堂几乎成为英语学习发生的唯一场景。另一方面,因为教学信念、教学经验和教学对象专业上的差异,教师使用母语和外语的数量明显不同。另外,目前教育界普遍存有一种错误认识,即母语使用越多者,外语水平越低。因此,为了解决使用外语还是母语进行教学这一对矛盾,本文采取问卷调查、课堂录音和教师访谈的方法,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英语/汉语语码转换进行了研究,以期对外语教学有些许指导意义。问卷以180名非英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他们分别来自吉林大学文、理两科,并由五个相同专业的大一、大二、研究生各60名组成。问卷参考Duff和Polio于1990年所作问卷及国内陈立平于2004年所设问卷,稍作修改之后,投入使用。同时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的12名英语教师接受了授课现场录音和之后的访谈。本研究旨在证明以下六个假设:第一,男生比女生更多地要求老师使用汉语;第二,理科学生比文科学生更喜欢老师使用汉语;第三,希望教师使用汉语的数量与学生受教育水平呈负相关,其中学生受教育水平以大一、大二和研究生来划分;第四,教师受自己的教学信念、对学生英语水平的估计以及语言现实等因素的影响而作出语码转换;第五,教师多使用句际语码转换且转换多按照从英到汉的方向发生;最后,无论学生事实上赞成汉语的使用与否,他们都对教师的此种做法给予肯定评价。运用SPSS13.0对调查结果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频度和皮尔森相关性分析。对学生调查问卷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学生专业、受教育水平与对教师汉语使用量的需求相关,而性别与此要求关系不大。此外,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教师使用汉语是为了促进理解,因而他们尤其希望教师在讲解语法、语言技巧及文化背景时更多地使用汉语。课堂录音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教师课堂实际使用汉语的信息。在接受录音的12位教师中,汉语使用量多于25%的有8位;教师汉语使用数量和他们的性别、教龄及教育背景基本不相关。另外,与学生问卷结果相比,教师语码转换和学生受教育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得到进一步验证;但也存在差异,即虽然学生更为欢迎教师使用汉语讲解语法、语言技巧和文化,但教师实际课堂上却很少讲授这些方面,更谈不上用汉语讲解与否。本研究在Verschueren“语言顺应论”的基础上,运用于国栋提出的语码转换顺应性模式分析教师录音发现,教师在课堂中使用语码转换是为了顺应语言现实、教师角色和心理动机,以顺利实现教学任务。教师访谈和课堂录音证实了第四个假设,即教师信念、学生水平估计、教师角色、语言现实等因素影响教师实际课堂教学。此外,第五个假设也得以验证。除了第一个假设,其他假设均被证明为真。基于这些讨论,作者提出以下教学启示,以促进汉语的合理使用。第一,语法知识、语言技巧和文化背景等教学内容本身包含大量生疏词汇和术语,为确保教学效果,教师应大胆使用汉语。建议教师开始讲授这几部分内容时,就明确给出英汉对译,待到学生习惯其中用语后,再逐渐转为以目标语讲授。第二,如调查和访谈所示,师生一致认为转换语码是为了促进学生理解。然而,根据Krashen的观点:只有语言输入稍高出学习者的现有语言能力时,语言理解和习得才会发生。由此,建议教师应注重可理解性输入,必要时可以采取调整话语,如减慢语速、使用简单易懂英语词汇和句型,及非言语手段,如视觉教具、手势等帮助学生理解。第三,为了易于自我或他人评价,教师可以给自己授课录音或录像。因为Wardhaugh认为:“许多说话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他们已经转换了语码”。所以,只有通过观看或倾听自己的录像录音,教师才能增强语码转换意识,然后才能在课堂上有意识地使用汉语。总之,研究的结果和启示会对将来的教学策略及大学英语教学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