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即改写”的翻译研究理论为理论框架,将勒菲弗尔提出的赞助人、专业人士、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四个操纵翻译改写活动的因素进一步细化,着重考察了社会意识形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导向、电影发行的推动、出版商意图等五个突出要素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一部传记》的中文翻译中产生的影响,包括《奥兰多》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被译介,以及1994年和2003年两个译本风格迥异的原因,试图揭示翻译并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发生在社会文化的多元系统中、在文学系统内外多重因素合谋下对原文本的改写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文学系统剧烈分化,出现了多种文学类别和流派。同时,随着出版机构脱离计划经济的指导,出版商获得了较多的选题出版自由。另一方面,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风起云涌,借着世界范围内伍尔夫研究的复兴,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代表作《奥兰多》的独特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被中国学界认识和发掘。此外,萨利·波特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美丽佳人奥兰多》也为原著的传播开拓了更广泛的受众群。在各方因素的配合作用下,1994年,哈尔滨出版社以知识精英特有的启蒙者姿态,终于通过“火鸟译丛”推出了第一个中译本,《奥兰多:一部传记》。较之1932年伍尔夫作品在中国的首度译介,《奥兰多》的翻译显得姗姗来迟。然而,若将翻译至于社会文化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中考察,这样的延迟似更合乎水到渠成的规律。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运作模式下,负责选题出版全过程的出版社不仅是赞助人的代表,也反映着专业人士的喜好与趣味。出版社的选择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反映了诗学规范的此消彼长。而《奥兰多》两个中译本的巨大差异也正是两家出版社不同出版动机指导下的必然结果。哈尔滨出版社本着介绍尚未为中国读者知晓的域外名著的目的,着意突出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独出的思想情感,为求新求异,似乎是刻意地彰显了《奥兰多》独树一帜的思想性,而译文中艰深晦涩的翻译痕迹更像是对伍尔夫独特的语言艺术的致敬。反之,作为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则代表着高品位文化图书的鉴定权威,坚持主流文化导向。因而该社出版的译本装帧素雅,文字凝练,全然符合中国主流文学的审美标准。将《奥兰多》的翻译置之中英两个文学系统的相互关系中来看,其首译可以看作哈尔滨出版社为引入文学革新力量的努力,意在为本国文学系统引入新的文艺思想、文学手段等诗学规范,因而首译本呈现出与中国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凌厉锐气。而2003年的重译则是作为中国文学系统风向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伍尔夫及其创作的肯定和吸收并使之经典化的过程,因而重译本处处呼应着伍尔夫在中国文学系统中严肃文学作家的身份定位,而对于伍尔夫独特的语言艺术,也不再追求新奇的形式对等,而是坚定地改写为流畅雅致的中文,以呼应经典中文作品的语言特点。研究发现,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对于揭示翻译背后的操纵因素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奥兰多》的两次翻译,通过对原文本的改写,塑造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文学作品,使《奥兰多》完成了从“大家的‘无名’杰作”到经典作家的经典名作的转型。翻译的改写意义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