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苏州地区以神明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十分兴盛。苏州地区民间信仰的对象由正祀之神、私祀之神和淫祀之神组成,并呈现出庞杂性、功利性、外来性和地方性四大特点。面对苏州地区十分兴盛的民间信仰,近代政权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亦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晚清政府时期,面对苏州地区十分兴盛的民间信仰,政权以利用为主、约束为辅,首先由于实行地方教化、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稳定和笼络民心、解决新政开办的经费和场地问题,利用了民间信仰的神明、空间和资金;其次由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持神道设教的初衷、节省民财、端正社会风俗,约束了民间信仰的神明、空间、仪式、习俗和从业人员。地方精英以遵守为主,批判为辅,首先由于地方风俗的浸染、民间信仰的多重功能、社会职责和巩固社会地位,遵守了民间信仰的神明、空间和习俗;其次由于儒家经典的熏陶、国家祀典政策的影响和民间信仰的弊病,批判了民间违反祀典的现象和民间信仰的习俗。普通民众由于地方风俗的浸染、知识水平的低下、频发的灾害、民间信仰的多重功能,信奉了民间信仰的神明和习俗。北洋政府时期,面对苏州地区十分兴盛的民间信仰,政权利用与约束并行,一方面由于实行地方教化、加强政权的权威性、稳定和笼络民心、传统的影响,利用了民间信仰的神明和空间;另一方面由于维护社会稳定、节省民财、保护普通民众生命安全、建设现代化政权,约束了民间信仰的时间节律、习俗和从业人员。地方精英以遵守和批判为主、理解和破除为辅,首先由于地方风俗的浸染、传统文化的熏陶、时局的影响和民间信仰的多重功能,遵守了民间信仰的神明、空间和习俗;其次由于儒家经典的熏陶、国家祀典政策的影响、时代的进步、国民性改造运动的影响和民间信仰的弊病,批判了民间违反祀典的现象和民间信仰的习俗;再次由于地方风俗的浸染、民间文学运动的兴起,理解了官方和民间开展民间信仰活动的原因、民间信仰的多重功能、民间信仰活动举行的制约因素;最后提出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和普及常识两种办法,以破除民间信仰。普通民众由于地方风俗的浸染、知识水平的低下、频发的灾害、民间信仰的多重功能,坚守了民间信仰的神明和习俗。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面对苏州地区十分兴盛的民间信仰,政权以约束为主、利用为辅,首先由于维护社会稳定、节省民财、建设现代化政权,约束了民间信仰的时间节律、神明、空间、习俗、从业人员和物品;其次由于实行地方教化、加强政权的权威性,利用了民间信仰的神明和空间。地方精英以批判和破除为主、遵守和理解为辅,首先由于儒家经典的熏陶、时代的进步、时局的影响和民间信仰的弊病,批判了民间违反祀典的现象、民间信仰的空间和习俗;其次提出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设立娱乐场所、提高普通民众知识水平、督促官方取缔和改良民间信仰五种办法,以破除民间信仰;再次由于地方风俗的浸染、官方政策的引导、时局的影响和民间信仰的多重功能,遵守了民间信仰的神明、空间、习俗和物品;最后由于地方风俗的浸染、民间文学运动的继续进行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理解了普通民众开展民间信仰活动的原因和民间信仰的多重功能。普通民众由于地方风俗的浸染、知识水平的低下、频发的灾害、民间信仰的多重功能,固守了民间信仰的神明和习俗。近代以来,政权对苏州地区民间信仰的治理、苏州地区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民间信仰的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政权从利用为主到约束为主,苏州地区地方精英从遵守为主到批判和破除为主,苏州地区普通民众从信奉到固守。在民间信仰领域,近代政权和苏州地方社会的一致与分歧,产生了互动与冲突。这进一步表明,至少在民间信仰领域,近代政权的控制并非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苏州地方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