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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立于1974年，成立之初主要关注银行结算风险和跨国银行交易。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巴塞尔委员会将重点转移到银行业稳健经营上来。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实践，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资本监管已经成为各国银行业监管的核心内容。2008美国金融危机推动了全球金融业风险管理改革，危机爆发后，巴塞尔委员会对巴塞尔协议Ⅱ进行了改进和修订，在原有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外增加了对银行流动性风险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要求。中国也积极完善银行业监管标准，适时推出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各个银行自2013年1月1日起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计算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并在2018年底达到新的监管标准。资本充足率监管旨在限制银行资产的过度扩张，减少金融领域的风险向实体经济溢出。改革开放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金融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重要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随着银行资本监管框架的不断完善，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因此，研究资本监管对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有利于认识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为银行监管领域的首要国际组织，巴塞尔委员会结合世界各国的银行业监管经验和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对银行稳健经营提出监管标准，并基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修订。巴塞尔协议Ⅰ初步提出了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框架，要求各成员国将表外业务纳入资本监管，对银行业进行动态管理。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协议Ⅱ提出了银行业监管的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要求、有关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自律，实现了定量与定性的结合。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凸显出金融机构缺乏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巴塞尔委员会结合银行业监管在金融危机中暴露的不足，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对原有银行监管框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提升:在资本监管方面，扩大了风险覆盖范围，要求银行提高资本质量;在流动性监管方面，确定了短期和长期流动性定量监管指标;在系统性风险和相互关联性的应对上，提高衍生品业务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并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附加资本要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银行业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贷款，国有银行很难对资产结构进行调整，资本充足率监管并没有真正落实。自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实现了分立，银行业监管跨入了新时代。银监会一直将资本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先后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等文件，将中国银行业监管与国际金融准则接轨。金融危机以后，银监会结合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要求，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新的监管要求突出了普通股和资本公积在银行资本中的作用，限制了次级债务等新型资本工具的使用，对于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在资本监管约束下，商业银行需要对风险偏好、资产组合结构进行调整，以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变化作用于实体经济。资本充足率监管通过商业银行信贷决策影响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供给能力，从而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过程。Mishkin(1995)根据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替代性不同，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为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货币渠道以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为前提，认为非货币金融资产之间是完全替代的，市场上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一理论主要以Keynes理论为基础，主张货币政策通过对金融资产收益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资产价格，并作用于实体经济。Keynes的后继者在研究中对其理论观点进行了扩充，具有代表性的有Modigliani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财富效应渠道、Tobin基于企业市价与重置成本提出的资产价格理论以及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汇率渠道理论。由于无摩擦的信贷市场这一假忽略了市场中的阻碍和干扰，货币观点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信贷渠道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的原因是信贷市场不完全。一方面，对于银行来说，信贷资产和其他资产是不完全替代的;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银行信贷和其他融资方式是不完全替代的。若资本市场的发展尚不完全，金融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贷款在资金市场上缺乏替代品，银行就能够通过信贷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从而使货币政策作用于社会总产出。
本文通过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银行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首先对代表性银行建模，假设其资产负债表的合理构成，基于利润最大化推导资本充足率不同的银行贷款规模对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规范分析的结果表明，当存在资本充足率监管时，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越高，银行面临的资本监管压力越大，银行贷款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越大，资本充足率监管压力较大的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更强。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只能通过减少贷款来供给满足监管要求，而资本金充足的银行可以在满足最低资本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贷款增长率。实证分析运用了中国46家银行1998年至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银行中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29家城市商业银行，其地域分布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行政省。实证分析的过程主要有三步。首先构建银行资本充足率调整模型，并对其进行估计，生成银行目标资本充足率的时间序列。结合Furlong(1992)的理论，假定银行基于自身发展实际和市场环境因素设定目标资本充足率，并根据目标资本充足率对实际资本充足率进行积极管理。然后，由目标资本充足率和实际资本充足率构造衡量银行资本监管压力的新变量，并将其作为银行个体特征的一部分纳入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验证过程中。第三步通过建立银行贷款增长率和货币政策代理变量、银行个体特征的关系，研究银行资本监管下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变化。参考Gunji&Yuan(2010)的模型，用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的交互项系数代表银行异质性对信贷渠道的影响，并参考Jimborean(2009)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估计横截面影响的短期系数和长期系数，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主要受到银行资本监管压力和流动性水平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理论推导，即银行资本监管对信贷传导渠道有显著影响，这一影响主要通过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表现出来。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样本下，资本监管压力变量与货币政策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监管压力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的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较高。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的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小银行能够有效的规避货币政策对贷款增长率的影响。由于中国大型银行一定程度上需要依照政府意愿行事，绝大多数中小银行事实上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而盈利能力一方面能够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影响银行的风险偏好，资产规模和盈利性水平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没有显著明确的影响。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两个不足。由于资本充足率数据缺失严重且计算口径难以统一，本文在实证过程中用权益资本比率代替资本充足率，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出入;此外，本文采取微观视角从银行入手研究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缺乏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框架的构建;没有分析企业投资活动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缺乏对信贷传导渠道第二阶段的研究。
作为银行监管领域的首要国际组织，巴塞尔委员会结合世界各国的银行业监管经验和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对银行稳健经营提出监管标准，并基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修订。巴塞尔协议Ⅰ初步提出了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框架，要求各成员国将表外业务纳入资本监管，对银行业进行动态管理。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协议Ⅱ提出了银行业监管的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要求、有关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自律，实现了定量与定性的结合。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凸显出金融机构缺乏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巴塞尔委员会结合银行业监管在金融危机中暴露的不足，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对原有银行监管框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提升:在资本监管方面，扩大了风险覆盖范围，要求银行提高资本质量;在流动性监管方面，确定了短期和长期流动性定量监管指标;在系统性风险和相互关联性的应对上，提高衍生品业务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并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附加资本要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银行业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贷款，国有银行很难对资产结构进行调整，资本充足率监管并没有真正落实。自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实现了分立，银行业监管跨入了新时代。银监会一直将资本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先后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等文件，将中国银行业监管与国际金融准则接轨。金融危机以后，银监会结合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要求，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新的监管要求突出了普通股和资本公积在银行资本中的作用，限制了次级债务等新型资本工具的使用，对于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在资本监管约束下，商业银行需要对风险偏好、资产组合结构进行调整，以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变化作用于实体经济。资本充足率监管通过商业银行信贷决策影响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供给能力，从而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过程。Mishkin(1995)根据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替代性不同，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为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货币渠道以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为前提，认为非货币金融资产之间是完全替代的，市场上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一理论主要以Keynes理论为基础，主张货币政策通过对金融资产收益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资产价格，并作用于实体经济。Keynes的后继者在研究中对其理论观点进行了扩充，具有代表性的有Modigliani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财富效应渠道、Tobin基于企业市价与重置成本提出的资产价格理论以及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汇率渠道理论。由于无摩擦的信贷市场这一假忽略了市场中的阻碍和干扰，货币观点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信贷渠道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的原因是信贷市场不完全。一方面，对于银行来说，信贷资产和其他资产是不完全替代的;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银行信贷和其他融资方式是不完全替代的。若资本市场的发展尚不完全，金融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贷款在资金市场上缺乏替代品，银行就能够通过信贷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从而使货币政策作用于社会总产出。
本文通过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银行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首先对代表性银行建模，假设其资产负债表的合理构成，基于利润最大化推导资本充足率不同的银行贷款规模对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规范分析的结果表明，当存在资本充足率监管时，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越高，银行面临的资本监管压力越大，银行贷款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越大，资本充足率监管压力较大的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更强。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只能通过减少贷款来供给满足监管要求，而资本金充足的银行可以在满足最低资本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贷款增长率。实证分析运用了中国46家银行1998年至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银行中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29家城市商业银行，其地域分布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行政省。实证分析的过程主要有三步。首先构建银行资本充足率调整模型，并对其进行估计，生成银行目标资本充足率的时间序列。结合Furlong(1992)的理论，假定银行基于自身发展实际和市场环境因素设定目标资本充足率，并根据目标资本充足率对实际资本充足率进行积极管理。然后，由目标资本充足率和实际资本充足率构造衡量银行资本监管压力的新变量，并将其作为银行个体特征的一部分纳入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验证过程中。第三步通过建立银行贷款增长率和货币政策代理变量、银行个体特征的关系，研究银行资本监管下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变化。参考Gunji&Yuan(2010)的模型，用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的交互项系数代表银行异质性对信贷渠道的影响，并参考Jimborean(2009)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估计横截面影响的短期系数和长期系数，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主要受到银行资本监管压力和流动性水平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理论推导，即银行资本监管对信贷传导渠道有显著影响，这一影响主要通过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表现出来。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样本下，资本监管压力变量与货币政策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监管压力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的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较高。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的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小银行能够有效的规避货币政策对贷款增长率的影响。由于中国大型银行一定程度上需要依照政府意愿行事，绝大多数中小银行事实上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而盈利能力一方面能够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影响银行的风险偏好，资产规模和盈利性水平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没有显著明确的影响。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两个不足。由于资本充足率数据缺失严重且计算口径难以统一，本文在实证过程中用权益资本比率代替资本充足率，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出入;此外，本文采取微观视角从银行入手研究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缺乏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框架的构建;没有分析企业投资活动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缺乏对信贷传导渠道第二阶段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