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民法继承编引入的西方诸多概念和理论构成了新继承制度的基石。其引入的主要概念和制度有:继承概念、家产制度、罗马法计算法。“财产继承”或“遗产继承”是源出西方的现代法学用语,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并没有这个概念。传统法律中的“继承”与近代意义上的继承不能完全对应。在传统法律中家产是一个共有概念,家产制度的革新历程并非一下子就将家产的共有状态改为私有,而是通过逐一放宽可拥有私财的亲属范围而实现的。传统法律中以五服计算亲属之间的亲疏远近,《大清民律草案》（“民律一草”）选择了寺院计算法,《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1931）则更改至罗马法计算法。民国民法将直系卑亲属与其他亲属的继承顺位放到一起加以规定,而不再单独规制直系卑亲的继承顺位,从而完成了继承顺位的引入,并褪去固有法中的顺位特色。民国民法对于寡妻而言,关于配偶的严格的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好像是一个绝对的进步,但如果我们把法律条文和判例文书进行对读,就会看到一幅不同的画面,寡妻在得到了法定继承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财产管理权等权利。民国民法中并没有给予丧偶儿媳以财产继承权,而且还剥夺了她们在传统法律下所享有的家产管理权,新法实施后丧偶儿媳的利益是被削减了的。在传统法律中,一般情况婚生女儿在继承顺位上,因出嫁与否而有所区别。1931年生效的民法继承编取代了先前的法律,它规定婚生女儿不论已婚未婚和儿子一样同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她们有权得到和兄弟同样的一份家产。另外,民国民法提高了养子女在财产继承上的法律地位,规定养子女的继承顺序与婚生子女相同。可是,养子女的继承份额也是有限制的。民国民法规定,养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一半,只有当养父母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为继承人时,养子女的继承份额才与婚生子女等同。民法继承编施行后,由于新旧法律秩序的冲突,许多人在旧有秩序中获得的法律权利受到剥夺,新的法律秩序下,立法者的意图并不能很好的贯彻,不少人对新法下的规则和秩序感到困惑。很多利益受到触动的当事人希望通过调解和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于法庭审判,民间习惯对财产继承诉讼依然抱有强大的影响力。过于强大的立法权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而过于强大的司法权则会破坏法制的统一,只有辩证的看待两者的关系,协调立法权和司法权,才能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民国时期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较为混乱,立法权长期处于强势之地位,制法、修法频繁,致使“纸面法”流于形式,困于书本,无用于实践,亦使得“恶法”贯落于司法实践和社会实践,危害甚大。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已经开始了司法独立的尝试,但是国民党把握着国家的最高司法权,对司法人员提出了“党化”的要求,大大阻碍了司法独立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