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诗僧是一个庞大而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诗群,他们大都一身兼三任——遗民、诗人、僧人,体现了政治、文学与宗教人物的三重人格。本文认为清初遗民诗僧的产生是离乱的社会环境、禅宗的兴盛、心学的崛起、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遗民诗僧渴望摆脱边缘化的社会存在,在与士大夫文人的交往中得到他们的认可,在忠孝这一层面上,遗民诗僧与士大夫找到了契合点,通过与他们的交游,遗民诗僧的思想、行事及诗歌创作更加趋于文人化、儒学化、世俗化;诗僧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的交往并没有局限于参禅唱和、弘扬佛法,而是把行事的着重点放在了秘密抗清领域,通过诗歌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兴亡之感和黍离之音;遗民诗僧与隐士也多为“同志”之交,他们心中自有的是对故国旧主的忠诚与怀恋,并且通过不合作来对抗新朝,遗民诗僧在与隐士的交往中肩负起了保护他们的道义责任。明清之际,遗民诗僧大量涌现,这是继中、晚唐后诗僧的再一次崛起,他们的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完全可以看作是僧诗发展的又一次高潮。禅理诗萧瑟空灵、清幽冷峭;咏物诗清新直白、自然洒脱;兴亡诗忧愤深广、寄托遥深;乐府诗深沉蕴藉、慷慨悲凉。本文试图置清初遗民诗僧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读其诗,观其行,分析僧诗产生的时代、历史、文化原因及其在主题和风格方面的变迁和走向,从而进一步体会诗僧赋予清初诗歌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