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也是全球自然环境最为极端严酷的区域之一,因此人类对高原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与机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长江-澜沧江源区作为青藏高原高海拔、严寒环境的代表,是高原腹地极端环境的典型区域,对其史前人类活动的研究,就是早期人类占据高原腹地最为极端环境地带的历程与适应过程的研究,其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科学意义。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青藏高原古人类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多数研究集中在河湟谷地、青海湖-共和盆地及祁连山地区,而长江-澜沧江源区的野外调查与研究极为缺乏,导致该区域的古人类活动年代序列、生业方式和环境背景等认识尚不清晰。2)史前人类在高海拔极端缺氧环境生存策略研究较为薄弱,尤其在平均海拔4000 m以上的长江-澜沧江源区更为匮乏。3)缺乏在较大空间尺度上对青藏高原内部不同文化时代、不同区域以及高原内部与外部（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等）联系的全面综合探讨。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长江-澜沧江源区新近调查发现的41处遗址点采集获得的269件各类石制品、462枚陶器残片以及在研究区选取了3处黄土-古土壤剖面（由于塘达和文额剖面受自然或人为作用显著,故选择了沉积稳定、年代序列较好的仲达剖面为主要研究对象）和2处探方,采集获得的16个光释光年代样品、4个碳十四年代样品和289件环境样品为研究载体,运用野外调查、AMS14C测年、OSL测年、粒度、磁化率、炭屑、真菌孢子、花粉、色度以及陶片和石器类型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长江-澜沧江源区史前人类的活动年代、生计方式和遗址性质及其环境背景,初步揭示了研究区史前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间的耦合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考古集成方法将青藏高原东北部其他地区（河湟谷地、青海湖-共和盆地）的相关资料进行汇总分析,探讨了同一时期不同海拔区域的生业模式（适应策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本文通过石器类型学分析得出,塘达、歇格、邦布南1号、邦布南3号、邦布南4号、通天河1号、通天河2号、通天河3号、通天河4号、通天河10号、通天河11号、增富曲1号、东扣日阿、仲达、仲达东以及邦布、邦布东四级阶地发现的石制品均为石核-石片工业技术为主的打制石器,通过综合对比同期石核-石片工业遗存确定其年代范围至少处于晚更新世末期（40～30 ka BP）,这是本研究确定的最早人类活动时间。晚更新世-全新世早期的12.5～10.0 ka期间炭屑总浓度达到峰值,表明该阶段区域内可能存在有较为活跃的人类活动。石器类型学分析得出,邦布、邦布东三级阶地发现的细石器制品年代大致与西大滩、野牛沟和参雄尕朔同期,说明全新世中期该区域同样存在有人类活动。但这一阶段炭屑总浓度整体偏低,指示通天河干流河谷内人类活动较弱,推测较强的人类活动可能发生在海拔更高的通天河干流及支流流域内。全新世中期晚段（6.0～4.0ka BP）炭屑、粪生真菌浓度逐步增加和该阶段陶片的出现,表明人类活动开始增强。全新世晚期（4.0～2.0 ka BP）炭屑和粪生真菌浓度进一步增加,说明人类活动强度显著提升,且可能延续至历史时期（表现在区域内发现有该阶段陶片）。综上,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中期、全新世中期晚段、全新世晚期以及历史时期等多个时段内均有人群在长江-澜沧江源区活动。（2）粒度、磁化率、花粉、色度等环境代用指标结果显示,末次冰盛期（19.0～17.0 ka）,中值和平均粒径波动较大,＞63μm砂粒含量,分选系数以及L*和a*值均呈高值,＜4μm黏粒含量和磁化率呈低值,指示峡谷内沉积环境不稳定,风沙活动强,沉积物分选差,有机质积累少,生物产量低,成壤作用弱且降水少;但发育有云杉为主的暗针叶林,说明当时河谷地带可能是云杉的“生物避难所”,气候相对冷湿。末次冰消期（17.0～10.7 ka）,中值和平均粒径,＞63μm组分含量,分选系数和L*和a*值均有所下降,而＜4μm组分含量和磁化率明显上升,反映出沉积环境较为稳定,风沙活动弱,沉积物分选较好,有机质积累较好,生物产量较高,成壤作用强且降水量有所增加,植被以高寒草原为主,气候较前一阶段有所好转,但整体趋于干冷。全新世早中期（10.7～6.0 ka）,中值和平均粒径,＞63μm组分含量,分选系数及磁化率较前一阶段有所上升,而＜4μm组分含量和L*、a*值则较前一阶段显著下降,表明沉积环境不稳定,风沙活动较强,沉积物分选较差,但降水量,有机质积累及生物产量进一步增加且有古土壤发育,指示区域气候环境变化显著,但整体温暖湿润。全新世中晚期（6.0～2.0 ka）,中值和平均粒径,＞63μm组分含量和磁化率均达到高值,＜4μm组分含量,分选系数以及L*和a*值均达到低值,表明沉积条件不稳定,风沙活动较为频繁,成壤作用较差,但降水丰沛,沉积物分选较好,有机质积累和植被覆盖度高,植被演替为高寒草甸,气候温湿偏冷干。（3）结合各代用指标及区域考古证据发现,晚更新世末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促使先民已在研究区从事狩猎采集活动,推测狩猎对象为大中型哺乳动物。末次冰消期至温暖的全新世早中期,逐步好转的气候环境促使人类再次进入本区,并通过采用短暂性、高移动的迁徙策略对中小型哺乳动物进行狩猎,以此来适应生物资源相对匮乏的高原环境。全新世中期晚段,随着粟作农业的扩散和畜牧经济的出现,本区形成了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畜牧和粟作农业为辅的生业经济格局,而这种逐步多元化的生业模式,促使先民适应了当时的气候环境且可能实现了对高原的常年占据。全新世晚期,得益于西方耐寒麦作农业的传入和畜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区形成了以畜牧-狩猎-麦作-粟作成分共同存在的农牧混合经济系统。这种丰富多样的生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类适应或应对气候恶化的能力,生活方式逐步向游牧转变。（4）将长江-澜沧江源区（海拔≥4000 m）与河湟谷地（海拔1600～3000 m）、青海湖-共和盆地（海拔2600～3500 m）的生业模式（适应策略）对比发现,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中期,不同海拔区域先民均以季节性频繁迁移的策略从事狩猎采集活动,仅是依靠单一的狩猎采集策略实现对不同海拔区域的初步适应。全新世中期晚段,低海拔地区以粟黍农业为主要生业模式,高海拔地区则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不同海拔区域的适应策略产生二元高低海拔分异适应。全新世晚期,不同海拔区域形成了以麦作农业、畜牧和狩猎活动为主的经济形式,而这种自给自足的农牧混合经济促使先民实现了对高原开发利用的全适应。（5）青藏高原东北部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晚期不同文化人群通过采用相同或不同的生业策略,适应了高原不同海拔区域的环境,而生产工具与技术革新（如石器技术等）、气候变化、粟黍农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麦类作物和家畜牛羊的传入）以及地理环境是影响不同海区域生业模式（适应策略）呈现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