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物权流动频繁,促使百姓维权意识增强,他们不再完全以消极被动和缺少权利追求的形象出现。但由此断言宋代百姓好讼也有失偏颇,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众长期存在畏讼厌讼心理,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特点,宋代亦不例外,百姓的避法畏讼心理依然存在。宋代百姓的诉讼心理能真实折射司法概貌,反映影响诉讼进行的诸因素以及司法过程中的诸问题。民众畏讼的原因复杂,本文主要从社会根源、经济因素、政治法律制度等层面探寻。首先,历史传统中长期存在的畏讼习俗影响百姓诉讼心态。中国古代民众对诉讼多持畏避态度,宋代民众受历史传统的影响,畏讼心理也不会轻易变化。宋代地方官府及士大夫追求息讼,采取多种形式宣扬息讼理念,约束百姓词讼。同时,宋代民众还要承受家法族规的压制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除社会因素外,经济因素是百姓畏讼更为现实而直接的原因：参与诉讼除了承担讼前咨询、呈递诉状、食宿交通等诉讼基本费用外，百姓还要遭到助讼哗徒、贪官污吏的欺诈勒索。另外,入讼耽误的农时及涉讼承担的精神压力等潜在成本也不可忽略。寻求司法解决争端是一个平民在权衡了诉讼成本之后的选择,而参与诉讼所需的经济成本过高,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百姓不会轻易打官司。封建时代人治模式下的司法也是造成民众畏讼的重要原因。对广大百姓而言：森严的公堂、奸诈的猾吏、残酷的刑讯、黑暗的狱政都是法律恐怖的象征和暴力的体现,使入讼百姓身心俱损,百姓对诉诸司法有着本能的恐惧和回避。正由于畏讼心理的影响,百姓遇有纷争往往避免向官府寻求司法解决,转而利用亲邻调解、他人说和或诉诸神判等法外途径解决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