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剧变,导致了公众社会心态的变化,其中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备受关注。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和判断,社会公平感影响着个体行为与社会运行,对其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城市居民不同代际群体是否因为社会环境与个体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公平感?影响不同代际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因素是否也存在差异?笔者首先回顾了城市居民不同代际群体成长关键时期经历的重大社会变迁,尝试了解建国一代、文革一代与改革一代不同的生命历程体验轨迹,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依据。然后,基于CGSS2013数据,初步考察我国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发现,文革一代的社会公平感最弱、改革一代次之,建国一代的社会公平感最强。究其原因,可能与三代群体成长关键时期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与心理嬗变有关,文革一代经历了癫狂的社会运动,其身心都受到严重迫害,致使在面对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剧变后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体验到较强烈的社会不公感。建国一代在调查实施时皆已年过六旬,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最直接地享受到了改革的丰硕成果,相对而言可能感受到较强的社会公平感。最后,基于“结构决定论”和“局部比较论”,笔者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深入探究不同代际群体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的差异。基于社会比较与自我比较的局部比较对于不同代际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均具有显著影响,阶层认知越高、较三年前社会经济地位认知有所提高的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越强。社会结构层面的人口学基本变量与社会支持变量对不同代际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路径并不一致。家庭经济状况、与邻居的社会交往对三代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均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与邻居社会交往越频繁的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越强。但是,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以及社会保障参与对不同代际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一致。对于建国一代,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居民具有较弱的社会公平感;对于文革一代,房产数量较多、参与医疗保险的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较强;对于改革一代,参加医疗保险的城市居民相比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具有较弱的社会公平感。研究发现,作为反映我国公众社会心态重要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的形成是复杂的,城市居民不仅仅依据自身所处社会结构的位置或者获得的绝对利益来判断社会公平状况,而是基于个体生命历程,在个体关键成长时期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之中形塑着价值观念和思想,最终,社会心理维度的局部比较成为决定社会公平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增强我国城市居民不同代际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不仅仅需要在客观事实层面力保起点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更需要从社会心理层面切实营造积极、健康、和谐的良好社会心态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