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起,中国进入了有新闻史记录以来的第三次“时评热”时期。根据此时期所处的时间坐标和时评作者代表性的广泛,可称其为新时期的“时评热”。新时期“时评热”对于表达公民利益诉求、监督权力运行状况、启迪民众思想智慧、塑造现代公民意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论文以问题意识和“挑刺”的眼光,查漏补缺,以求在理论上予以说明,为新时期“时评热”持续良性发展建言献策。在第一章,论文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上的三次“时评热”进行了梳理。为此,先对“时评”的定义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定之义。接着在简要回顾前两次“时评热”的时代背景、发生起点、标志人物的基础上,对第三次“时评热”的发生起点、兴起动因、巨大功效进行了分析性阐述。第二章对第三次“时评热”的缺憾与发展瓶颈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论文提出当下“时评热”的巨大成功之中潜藏着三大不足：(一)操作方式不稳健。包括专业作者群的不稳定,代表利益面的狭窄,版面或栏目运作的常态性不足。(二)操作效果不到位。从单篇时评而言,大量时评未能取得理想的传播致效；从时评总体而言,观点信息重叠率高。(三)操作反响不如意。社会上出现较多对时评文体和时评操作者的负面评价,导致时评的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制约了时评社会功能的发挥。论文接着从报纸言论管理政策的限定、少数时评工作者职业伦理的迷失和报纸时评操作理念不够成熟等方面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的成因。在第二章末,论文提出了发展传播学赋予报纸时评及作者的使命。发展传播学认为,大众传媒对于国家发展有重要作用,但应防止大众传媒的霸权主义和对公众批判能力的消解。有权威性、公信力的报纸时评,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报纸内容产品,非常适合促成施拉姆谈及大众传媒服务国家发展时所称的“向新的风俗行为”、“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以及“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同时可以防止发展传播学提出的大众传媒的上述两大弊端。因此,报纸时评工作者应该认清自身对于国家发展的使命,努力解决相关问题,向公众提供高品质的报纸时评。明确报纸时评工作者和报纸时评的使命是为了解决问题。为此,以下章节针对前面提到的掣肘报纸时评发展的原因,一一探讨了破解的对策。第三章对报纸言论管理政策进行了探讨。首先对国外可资借鉴的报纸言论管理理念以及控制新闻传播、规制失范行为的措施进行了梳理。接着分析了报纸时评的本质规定——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并就这一本质规定对言论管理政策提出的相应要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我国在报纸时评管理方面可以采用的管理政策：以宪法条文框定言论边界、赋予公民普遍的表达自由、拓宽报纸时评的言说空间、保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言论免责权。第四章针对少数报纸时评工作者职业伦理的迷失,对报纸时评编辑、报纸评论员、时评作者的职业伦理分别进行了详细探讨,结论如下：报纸时评编辑应具备如下职业伦理：(一)达到必需的政策理论水平。(二)具备起码的职业道德素养。(三)遵守报纸时评的规范要求。报纸评论员应具备如下职业伦理：(一)与报社意见保持一致。(二)形成作品的个性风格。(三)不断提升评论的能力。报纸时评作者应具备如下伦理：(一)尊重他人著作权。(二)养成独立之品格。(三)树立科学之精神。在第五章中,作者对报纸时评的一些基本、核心的操作理念进行了探讨,对报纸时评的商业性与真理性、表现性与导向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代言性与公众性等四对范畴亦即四种关系进行了辨证分析。论文认为,就这四对关系的处理,总的原则是应该二者兼顾,框定边界,微妙平衡。在结语部分,论文在说明中国时代发展主题的基础上,重申了发展传播学赋予报纸时评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并重点分析了报纸时评工作者对于破解制约报纸时评发展的瓶颈的巨大责任,以期待报纸时评工作者能够在第三次“时评热”和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