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且较为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其中,农村贫困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更是关乎到我国全面脱贫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网络扶贫正是其中之一,早在2016年11月25日,《网络扶贫行动计划》1的印发提出要加快实施网络扶贫行动,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先导力量和驱动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再次对网络扶贫方式有了新的期待,3月18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2020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2,指出要把网络短板补得更扎实一些,全面完成剩余脱贫任务,推动网络扶贫行动再上新台阶,不断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些举措的实施帮助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绝对收入贫困发生率降为1.7%3。然而,全体贫困人口脱贫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反贫困工作的终止,反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与此相关的重要事实是,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由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一部分人陷入相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凸显,有数据显示,将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成五等份,位于前20%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1年是位于后20%的低收入户的8.39倍,而到2018年底,这一比值增加到9.294,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对贫困日渐加剧;另一方面,贫困本身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仅从某一维度进行考察是较为单一且粗糙的,它更多的表现为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这些可行能力包括免于饥饿、免于疾病、接受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权利的获取,因而从多维度衡量贫困更能描述贫困的本质。我国一直以来都是采用绝对贫困的标准,从收入角度衡量贫困、划分贫困人口,如若能把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有机结合并纳入到反贫困工作中,将对我国的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下一阶段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解决日益凸显的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上来,同时也需要更加精准和多样化的策略和方法。虽然反贫困是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但每个国家反贫困的方法和措施却会受到制度背景、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以实现共同富裕,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党和全体人民的奋斗目标;我们的党更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地区发展,使农村居民能尽可能地拥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生活水平,我国投入大量资金在农村地区乃至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已有研究显示,交通类、教育类、医疗类和通讯类基础设施均对减贫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李杰,2018）,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优势。互联网作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近年来在我国也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26.7%,同2017年底相比,增加了1291万,年增长率为6.2%5,互联网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逐步打通,贫困人口使用互联网将更加便捷。在即将消除绝对贫困以及贫困问题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探讨互联网使用缓解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以及多维贫困指标中各个维度贫困的效果及机制,也许能为下一步的扶贫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互联网+”或许是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脱离贫困的机遇。鉴于此,本文以互联网使用作为切入视角,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是否具有减贫效应以及减贫效果如何。本文按照“问题提出→文献分析→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建议”的逻辑研究思路,利用实证分析法探索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并为缓解我国农村家庭贫困提供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基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发生转变,扶贫工作进入瓶颈期,而互联网的大发展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而后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情况,阐述相关理论基础,分析互联网减少贫困的机制;然后开始本文的实证部分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使用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和面板数据处理内生性问题,使用重新定义核心变量和模型替换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分别采取交互项和中介效应检验试图找出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渠道、中介效应;最后依据研究结果,为我国扶贫工作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使用互联网组的相对贫困、多维贫困以及多维贫困指标中各维度贫困的发生率均比未使用互联网组低;第二,互联网确实对农村家庭贫困具有缓解作用,每增加一单位互联网使用,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的可能性分别减少6.88%、17%,且对于多维贫困指标中各维度贫困,这种减贫效应在信心、教育、健康维度贫困的削弱作用更高;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青中年家庭、高学历家庭的减贫效果更好;第四,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增加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提高非农就业的比例,进而降低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一,现有实证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贫困影响的文章较少,本文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补充;第二,在贫困度量方面,本文同时使用了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指标,并且单独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多维贫困指标中各个维度的影响,较为全面的对农村家庭的贫困状态进行了识别;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除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关注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还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解决遗漏变量产生的偏误问题;第四,进一步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家庭贫困的作用途径,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出中介变量产生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村家庭贫困提供了更为科学的选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