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市场上十分活跃,然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突出问题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并购成功率。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近十年来逐渐意识到游说对于并购政策的重要影响,开始加入到游说并购目的国政府的行列中。本文以游说竞争为切入点,通过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围绕影响并购政策的因素展开,构造了混合寡头垄断政治捐献模型,研究了外国企业(比如中国)对母国政府(比如美国)的游说如何影响母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政策,以及不同特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性质通过游说影响跨国并购政策的传导机制,揭示了企业所有制、贸易自由度、并购行业特征等因素通过游说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内在机理。首先,本文在Grossman和Helpman (1994) "Protection for Sale"政治捐献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游说影响跨国并购政策的政治捐献模型,通过对并购目的国政府的目标函数进行修改,揭示了政府对外国游说者的“歧视”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内在机理。模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当母国政府只考虑社会福利时,则该政府只会批准并购效率高的跨国并购；二是当并购效率较高且母国政府只考虑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并对国内外企业的游说一视同仁时,母国政府总会同意该并购,然而当母国政府对外国企业的游说有所“歧视”,或者外国企业游说效率很低时,母国政府将会阻止并购的发生；三是当母国政府同时考虑社会福利和政治捐献时,母国政府是否“歧视”外国企业的游说,或者外国企业游说效率的高低对并购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当母国政府对外国企业的游说“歧视”很强,或者外国企业的游说效率很低时,外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将大大降低。其次,在游说影响跨国并购的政治捐献模型中,引入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和贸易自由度,假设外国并购方企业是一家拥有国有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并假设混合所有制企业比私营企业拥有更加宽松的融资约束,在混合寡头背景下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由于融资约束的不同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内在机理。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母国政府的跨国并购决策主要取决于外国并购方企业的国有股份比重和跨国并购效率。当国有比重足够低且跨国并购效率较高时,母国政府倾向于批准此跨国并购。而且,随着国有股份比重的下降,并购被批准的范围相应地扩大。另外,母国政府更加偏好发生在边际成本高的行业的并购,总是会拒绝边际成本很低的行业的并购；二是当母国政府完全看重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则总是会批准并购；三是当母国政府同时考虑本国社会福利和政治捐献时,相比较于无私政府的情形,同意并购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当母国政府足够看重政治捐献时,并购总是可以得到批准。第三,刻画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另一种特征,改变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目标函数,引入了跨国并购行业竞争程度,将模型扩展到双边贸易框架中。假设并购方企业是具有一定国有背景的企业,承担政府赋予的社会责任,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进一步分析承担社会责任的并购方企业通过游说影响跨国并购决策的内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当母国政府是一个无私政府时,母国政府的并购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企业国有股份比重和并购效率。当外国企业的国有比重较低,且并购效率较高时,母国政府倾向于同意并购。如果母国政府只看重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则总是会同意跨国并购；二是当母国的贸易自由度比外国更高时,母国政府总是会同意该并购；三是当母国政府是无私政府,且行业竞争程度很高,则母国政府倾向于同意并购。然而如果母国政府是政治驱动型的,只考虑政治捐献,则结果正好相反,母国政府将会同意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并购。最后,从国家安全和游说的角度对中国跨国并购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对并购目的国政治环境的分析,以及对文章理论部分得出结论的论证,总结了案例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验,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