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后期的现实问题及儒家内部的理论张力,促使《荀子》致力于建构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他构建了合规范性与建制性为一体的礼论思想,以回应时代问题。如果说西周礼乐体系根植于天命思想,而天意味着万有的唯一主宰,那么,位于从“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精神突破运动过程中的《荀子》,则以天、地、人三个维度作为其礼论体系的根基。毕竟在《荀子》的时代,天、地、人的分化及其重新整合,已经成为不同于三代文明的新的思想与话语景观。在周秦之际的中国哲学当中,“天”“地”“人”分别是三个独立的哲学概念,三者又可并举而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一词虽然由《易传》首次提出,但“天地人”观念的开端,尤其是以此为根基建构礼论的提法却需向前追溯。《左传》中已出现了以“天地人”观念阐释“礼”的观点,如《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的观念,“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然而,这只是以零散富有洞见的观点形式出现,而缺乏系统的阐发与论证。《荀子》则是这一观点的真正论证者。因此,《荀子》对礼的秩序及其三重根基——“天”“地”“人”的阐发,无疑值得关注。《荀子》强调“天”与“人”的互动,但同时也经常提及“人”与“天地”相参,这无疑展现了《荀子》“天地人”观念的一种倾向。事实上,《荀子》礼论的建构与其“天地人”观念密不可分,学界对此的考察确需进一步深入。“天地人”观念的建构与“礼”内涵的重新发明和复杂化相辅相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使《荀子》相对于孔、孟更突出“礼”的重要性,同时为了强调“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荀子》对“礼”进行了由外而内、由现象而本体、由人而天的深化,使礼具有了更加立体性的内涵。以前对《荀子》天人关系研究的关注点,大多放在“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当中,事实上忽略了《荀子》“天地人”观念的建构,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荀子》之“天”不仅是自然现象的总和,更具有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根据的本体意义,作为“生之本”的“天”,在《荀子》那里具有更复杂的内涵。“地”内在的具有与“天”相对的特点,在“天”率先具有可以为人所效法的德性特质之后,“地”也相应具有了德性特质;而“人”始终是《荀子》关注的重点,“天”与“地”在《荀子》那里皆是对“人”讲的,人不仅可以参于“天”“地”,与“天”“地”并立为独立的一极;同时也可以会通“天”“地”。礼的根基便在于“天”“地”“人”三极及其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