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南宋中后期文学史的叙述，一般都在中兴诗坛之后直接讨论四灵诗派和江湖诗派，而对当时的一些著名的士大夫如真德秀和魏了翁的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关注，还有不少缺环有待弥补。而且，由于真德秀和魏了翁这样的作家具有理学家的独特身份，使得古代文学研究者较多从理学的视角研究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而忽视了他们作为士大夫的写作特点，因此对他们的作品还缺乏全面的解读。有鉴于此，本文以南宋中后期，具有多重身份的士大夫的代表人物真德秀和魏了翁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真、魏二人作为士大夫、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集合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思想史和和政治史视角考察其文学的思想政治内涵和审美追求，讨论其文学中体现的理学兴起后士大夫的思想和文化特征，全面评价其艺术成就，并进一步揭示以真、魏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士大夫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第一章论述真德秀和魏了翁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对权臣政治，他们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对于军事防御，他们重视川蜀和两淮防线;他们反对滥发楮币，反对盲目排斥或接受归正人。这些都体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和对时政的焦虑。从真德秀和魏了翁的学术思想和他们对道学的理解来看，他们还是自视为儒家士大夫。　　第二章论述真德秀和魏了翁的文学思想。在文道关系上，真德秀持贯道说，魏了翁则受《易经》等著作影响，他们的文学本质论有汉唐儒家的色彩，不同于道学家从文道关系论述文学本质。在文学审美方面，真德秀和魏了翁持朴素的审美观，反对偶俪，反对雕饰，反对追求声韵和形式的技巧。在作家论方面，真德秀和魏了翁看重作品所蕴含的义理，看重作家的道德和节操，强调积极用世和作者的人格气象之美。真德秀和魏了翁论作家时都强调有本，他们认为儒学修养是作家的根基，本又和志、学联系在一起。　　第三章以真德秀的文学活动为中心进行考察。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其文学活动的一方面，他一反《文选》以来的旧体例，以新的体例编排诗文，同时《文章正宗》又是理学的教育文本，其思想上坚持儒学正统，排斥异端思想，对董仲舒和韩愈的思想加以批评，以宋代理学的新观念阐释儒学的重要概念。从文学的角度看，《文章正宗》的编选，表现出对某些文体的独特的鉴赏观。其诗歌编选以朱熹的三等说为依据，崇尚古体，反对近体，又以发挥君臣大义为标准，限制了其欣赏的趣味和编选的视野。本章还考察了后世对《文章正宗》的批评，由于《文章正宗》在后世被看做科举用书，反而招致了理学家的批评，认为它只为科举文章写作而编选，没有反映出道统，而立足文学视角的批评者又指摘《文章正宗》重理轻文，不解风人之趣。　　第四章论述了真德秀和魏了翁的诗歌内容。真德秀和魏了翁对南宋中后期的政局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具备了以诗歌反映政治斗争的客观条件。因此，魏了翁的诗歌中有很多的内容表达对时政的思考，与江湖派和四灵诗派相比较而言，这是士大夫的诗歌内容的特色之一。真德秀和魏了翁在诗歌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在儒家道德范围之内的，他们对情和欲的认识限制了他们在诗歌中对情感的表达，这是他们的诗歌内容区别于江湖和四灵的特色之二。真德秀、魏了翁在诗中往往赋予了自然景物以浓厚的人文气息，通过观察自然意象来体认天理流行，这是他们的诗歌内容区别于江湖和四灵的特色之三。从诗歌内容上讲，他们的诗歌主题和表现内容是完全不同于江湖和四灵的，具备了士大夫的诗歌写作的独特内容。第五章从艺术角度对真德秀和魏了翁的诗歌加以分析。真德秀和魏了翁的诗歌风格以平淡为主，他们的平淡诗风的特质在于以儒学修养为基础的朴素人生观和审美观的结合，不同于江湖派和道学家的平淡。真德秀和魏了翁的诗歌具有学者之诗的特质，魏了翁诗还有学人之诗的色彩。真德秀和魏了翁的诗歌在体裁选择上各有不同的取向，真德秀重古体诗，轻视律体诗，魏了翁则兼重古体和律体，他们的诗歌主题以酬赠唱和为主。在不同体裁的诗歌写作中，真德秀和魏了翁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不同，魏了翁的绝句诗艺术价值较高，富有情趣。　　第六章论述了真德秀和魏了翁的文章写作。真德秀受闽学散文流派的影响，文章风格平易典正，论事以道学义理为依归，魏了翁对各学派兼容并包，独辟蹊径，豪赡雅健。真德秀、魏了翁的诏令和奏疏论理详尽，叙事有法，深醇尔雅。在记体文和题跋的写作中，真德秀和魏了翁以题跋论事、论史，努力做到文为世用，文章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儒家的忠孝仁义来作为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