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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山东省某卫生职业学校“3+2”五年制高职护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分析其情绪行为问题的潜在类别,探讨不同类别间的风险因素的累积效应及其性别差异。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于2018年4月选取山东省某卫生职业学校三年级和四年级的764名“3+2”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调查。使用一般资料问卷、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DASS-21)简体中文版、攻击问卷(12-item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12-AQ)、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Item Short Form,CTQ-SF),分别评估负性情绪(抑郁、焦虑和压力)、攻击行为和相关外在风险因素(社会支持、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逆境)。采用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确定情绪行为问题的潜在类别,探讨累积风险与不同类别间的关系及其在性别差异。结果:(1)“3+2”高职护生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的阳性率分别为24.7%、53.0%、18.5%;女生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男生(P<0.001)。(2)攻击行为总分均值为(22.26±8.08),且无显著的性别差异。各个维度按照得分均值高低进行排序为:言语攻击>愤怒>敌意>躯体攻击。女生的愤怒水平高于男生(P<0.05)。(3)LCA结果显示,情绪行为问题可分为3类,分别被命名为“行为问题组”(类别1)、“情绪问题组”(类别2)和“良好组”(类别3)。(4)与良好组相比:女生在行为问题组中所占比例高于男生,男生在情绪问题组中所占比例高于女生;三年级学生在行为问题组中所占比例要高于四年级学生的比例,而四年级学生在情绪问题组中的比例更高;父亲文化程度在大学及以上的被试在情绪问题组中所占比例高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被试;吸烟和饮酒者在行为问题组中所占比例均更高。三个类别在低社会支持、负性生活事件和童年期创伤单一风险的发生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5)三组的累积风险指数的高低排序为:行为问题组(6.23±2.49)>情绪问题组(5.34±2.42)>良好组(4.21±2.67)。女生和男生经历的累积风险指数均值分别为(5.05±2.71)和(5.70±2.75),男生高于女生。(6)在控制了一般资料变量后,相较于单风险组,低、中、高风险组的被试更倾向于分到行为问题组(OR值分别为2.17、4.10和7.87),中、高风险组的被试更倾向于被分到情绪问题组(OR值分别为3.96和5.63)。在女生中,随着风险分组等级的升高,被分到行为问题组的风险增加,低、中、高风险组的OR值分别为2.85、4.53和10.44;中、高风险组被分到情绪问题组的风险也增加(OR值分别为4.52和8.34)。但在男生中,情绪和行为的类别与累积风险分组之间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3+2”高职护生的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较普遍,焦虑和言语攻击尤为明显。(2)“3+2”高职护生的情绪行为问题分类特征明显,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分别命名为“行为问题组”(类别1)、“情绪问题组”(类别2)和“良好组”(类别3)。(3)女生、三年级学生、吸烟和饮酒者的行为问题更突出,男生、四年级学生和父亲文化程度在大学及以上的被试的情绪问题更突出。(4)风险因素对“3+2”高职护生的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存在累积效应,女生对累积风险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