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时期的德国动荡不安,而承载希望的魏玛宪法不仅无法凝聚共同意志,还深陷自身结构受损的危机中。在此种背景下,施米特与凯尔森开启了一场有关“宪法守护者”的论战,普鲁士诉联邦政府一案使这场论战达到高潮。持“法院守护宪法”观点的凯尔森认为,统一仅体现于对法律秩序的共同服从。而施米特反对此种观点,他希望利用总统这一角色实现人民和国家的团结统一。从根本上说,这场论战源于二者法学立场的不同。实证法学代表人物凯尔森在论战中提出的宪法法院制度以规范主义法学为基石,他以构建纯粹的法律科学为目标,拒斥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将国家、主权等概念消解于规范概念中。此种法学理论尽显规范主义立场,而这正是施米特批判的关键所在。持“总统守护宪法”观点的施米特,认为规范主义是过度理性化的结果,对政治等现实因素的忽视导致其无法预知现实危机,更无法说明法律秩序的正当性。施米特的批判是在对德国宪政的焦虑中展开的。他通过政治学视角审视法律,以特有的政治概念为逻辑支撑,以例外状态为情境预设,形成了能够修正规范主义的决断论。梳理这场批判才能厘清施米特法学决断论的建构路径,也更能明晰其法律思想是对现代性法律的反思。决断论不是为了否定规范论,而是为了解决规范论远离现实这一局限性。这场论战的意义并未止于魏玛时期,施米特对规范主义的批判也没有停留于技术迅猛发展的二十世纪。此后的许多公法学家都选择决断论或规范论作为他们的思想“地基”,站在施米特或凯尔森的肩膀上发展起自身思想,我国的政治宪法学及规范宪法学便是如此。同时,施米特对凯尔森的批判和当下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跨越时空的映照。法律过分受理性主导而尽显形式主义,成了仅关注计算、效率和手段的工具,而对意志性要素的忽视会使法律丧失维护秩序的价值。施米特以决断论完善此种局限,意图呼唤起法律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法,不仅需要规范要素,更离不开决断要素。通过施米特的批判,也让我们反思,在当下一个理性肆意扩张的技术时代下,重视人之精神追求的必要性。施米特的批判并非一种简单的理论评析,这背后蕴含着他对法律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反思,这个意义远远超出了两位法学家之间关于“宪法守护者”的这场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