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范畴之一,被认为是最难理解的概念。“诚”字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在先秦时期被思想家们广泛讨论。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诚”的意义也逐渐以人为中心而不断发展,由最初的信、真实之意,逐步增加了主体性、道德性、统一性、政治性等多方面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孟子和荀子的贡献是巨大的,“诚”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远比在其他学派思想中的地位重要,集中体现在《大学》与《中庸》之中。汉唐时期的儒学以注疏经学为主,收录了《大学》与《中庸》的《礼记》地位不高,《大学》与《中庸》中“诚”长期不受重视。出于对抗佛教的目的,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开始重视《大学》与《中庸》,李翱提出了以“诚”复性的学说。这种风气延续至北宋初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地位上升,《大学》与《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而成为经典。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周敦颐、张载和二程高度重视《大学》与《中庸》中的“诚”,以“诚”为中心,对世界的构成与发展、伦理道德的培育、封建国家学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形成了关于“诚”的理论,简称为“诚”论。宋明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周敦颐、张载和二程,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从儒学的传统中寻找资源,发掘出了《大学》与《中庸》中的“诚”,肯定天道因为“诚”而为真实,人性也是由“诚”而真实的,由此达成人性与天道的一致。周敦颐、张载和二程又将《大学》、《中庸》与《易》、《礼》相结合。《易》所说的天尊地卑、阳主阴从,是社会礼乐制度的直接来源,人在在现实生活之中,必须遵从礼乐制度,理学家们将《易》、《礼》与“诚”相结合,确立了“诚”在政治上的意义。周敦颐、张载和二程都极为重视人以诚为依据的道德修养,在肯定诚为天道的前提下,以自诚、诚之、思诚为现实的出发点,追求的是天人合一,既与礼乐制度相符合,又自强不息而与《易》的生生不息合一,“诚”最终落实到了人的活动中。他们的“诚”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诚”的本体论,建构以人为中心的心性论与道德培育的境界论,最终以政教论的方式实现于人的社会活动,将中国思想史的“天人和谐”的思维模式提升到了到了新的高度。周敦颐、张载和二程以“诚”作为中心,围绕着“诚”进行的一系列的论述,“诚”就成为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理论基石。通过对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诚”论进行研究,厘清四子作为理学奠基者的思想线索,对于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体现了融汇诸家学说而贯通为独特的思想系统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