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社会转型期,乡村的经济以及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新的乡村场域下,单一建制村独立自治的模式显现出一定的不适和无奈。十八大以来,为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一些地方突破了以单一建制村为治理单元的空间制约,开启了重构乡村治理单元的联村共治实践,并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作为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联村共治遵循着独特的运作逻辑,为此,联村共治的根本诱因、内在运行机理以及实践效果等问题,成为了当前亟待展开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联村共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及实践方式为线索,紧紧围绕“为什么联村共治”和“怎么联村共治”来回答“联村共治是什么”,即联村共治的目标导向和运行机理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为了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本研究以贵州G县X联村片区为考察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以参与观察法为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充分收集本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充分的经验支撑。在对联村共治模式运行图景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后,通过对善治理论与合作治理理论的剖析与整合,尝试构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然后应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在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域下,对联村共治的根本动力、内在运行机理进行了剖析。此外,进一步探讨了联村共治模式的实践效果以及运行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转型期乡村治理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出回应。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场域的变化促发了乡村治理结构的流变,为联村共治提供了充足的社会条件与实践空间。研究发现,在联村共治过程中,联村党委这一区域性组织对于联村共治的有效运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跨行政边界的村庄合作治理是以利益为轴心展开和运行的,乡镇基层政府作为其中的一个利益主体,在代表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潜藏着乡镇政府官员自身的利益,村庄间之所以能够达成合作,利益共识是关键。然而,由于主客体因素的共同影响,联村共治创新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基于对困境的分析,本研究尝试从强化制度供给、增进理念共识、促进技术融合与树立共赢理念四个层面建构了相应的优化路径。最后,根据研究的结论,回应了转型期乡村治理的新动向这一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