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线路是指“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性和形成基于它自身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以及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与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目前,全球共有包括不同种类的反映我们这个星球历史和文化财富的古迹、历史遗址和综合建筑等628项世界文化遗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单体、静态形式存在的,文化线路是一种动态的、链接不同地区不同形态的遗产项、并包含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和自然景观在内的综合遗产类型。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丰富了世界遗产的概念,反映了世界遗产的发展方向。本文的第一章从对世界遗产发展的趋势着手,对文化线路产生的背景以及CIIC的成立、地位与目标等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在对已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著名文化线路进行简单介绍之后,在大量外文资料翻译整理的基础上详尽梳理、总结了世界文化线路遗产在“领地控制”、“文化线路解释系统”、“文化线路环境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第二章“中国文化线路遗产现状研究”首先从我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最新公布的“丝绸之路”和“京杭大运河”两项文化线路遗产的身份地位、保护现状开始,对国内相关文化线路溃产的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综述,并结合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理论的最新成果,理清了国内在文化线路遗产研究领域存在的“文化线路就是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就是线状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就是序列遗产”、“文化线路就是廊道遗产”、“文化线路申报世界遗产必须走跨国联合申报的道路”等几个误区,并就我国文化线路遗产的研究意义进行阐述。在“CIIC与中国文化线路”部分则充分肯定了CIIC对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申报和旅游利用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分析指出了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业与CIIC的具体差距。本文是一篇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理论为指导,以茶马古道为研究对象的实证性论文,之所以选择茶马古道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茶马古道在文化线路意义层面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更为明显。与大运河相比,茶马古道更具草根性质,它不是由统治阶层或官方支持修建,而是由藏汉民间出于自身生存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与丝绸之路相比,虽然两者都是以经济贸易为主的文化线路,但丝绸贸易主要满足西方特别是古罗马贵族奢侈生活需要,而茶马贸易则是为普通大众提供生活必需品;与川陕古栈道相比,茶马古道更体现了国际性、民族性,而不是军事性、工程性等。此外基于(1)茶马古道异常庞大复杂,大方向就可以分为川藏线、青藏线和滇藏线,且每条主线下都有若干分支,各条线路历史、文化、民族等都有差异,因此在精力和时间有限的前提下有选择的研究是可行的。(2)相比较而言,茶马古道滇藏线旅游发展差异明显,以德钦飞来寺为界出现两侧截然相反的旅游发展态势,即滇西北的旅游业极发达和藏东南的旅游极不发达。而文化线路遗产最大的特征正是要从线路的整体性上把握和研究,因此滇藏线为文化线路遗产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样本。(3)从对茶马古道的关注来看,滇藏线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这为文化线路的研究节省了大量的基础资料收集和整理等三方面的原因,本文截取滇藏线自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芒康、昌都部分作为我国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实例。文章的第三章以文化线路遗产为视角审视茶马古道,认为我国古代西南各少数民族政权(白族、纳西族、藏族),中央政权和外来势力之间相互的领地控制是产生、维持茶马古道及其丰富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关键所在。茶马古道历史文化以及世界遗产价值在于连接了汉藏两大民族,巩固了西藏与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加深了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生成了异常丰富的物质、非物质遗产;形成了唯一的独特的世界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古道。在茶马古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方面,本文的第四章从实地考察的角度分析了茶马古道滇藏线在旅游发展、遗产保护、市场现状等方面的问题,在借鉴相关国家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经验的前提下,提出了茶马古道遗产保护区域保护机制的确立、社区参与、景观体系构建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最后从西方视野下的茶马古道着手,构想了茶马古道遗产旅游开发的模式。鉴于茶马古道目前的遗产身份还没有得到确认,本文的落脚点放在了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申报上。本文第五章本文从中印合作的案例入手,辨析了茶马古道世界遗产申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就茶马古道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由于CIIC规定“线路预登记”为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具体要求,所以本章还对茶马古道进行了线路遗产的预登记的尝试。本文的最后就茶马古道申报世界遗产的模式进行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