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lying研究始自上世纪70年代,自Olweus明确将bullying作为不同于aggression的一种不良行为展开系统研究之后(Olweus,1978),30余年的历程中先后有20余个国家和地区针对bullying的内涵、表现形式、基本特点、发生发展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干预等不同方面展开研究。我国的欺负研究始自上世纪末张文新对Olweus测量工具的引进(张文新,1999),国内十余年来的欺负研究大都采用Olweus问卷来考察欺负的基本特点和发生发展机制等,研究中都将欺负与bullying的内涵和外延完全对等。然而,欺负研究结果能否等同于bullying,二者是否可以进行跨文化比较,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二者的内涵和外延是对等的。本研究尝试从中国语言使用习惯和文化特点入手来考察欺负的内涵与外延,以证实欺负与bullying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异同。Bullying的核心特征是重复发生性,然而欺负一词的内涵中没有强调重复发生性,而是注重对力量不均衡性的表达。如果说重复发生性注重的是行为使动方所具有的特征,而力量不均衡性则是从行为双方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的特征。欺负行为不是先天具有的,因此其发生和发展机制更应该从行为双方的具体关系及其所处的关系网络来进行阐释。欺负发生于同伴群体中,是同伴互动过程的一种不良行为模式。不同同伴背景变量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能够使得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欺负的内涵特征,也便于考察欺负、受欺负发生发展的群体影响机制。本研究从一般性同伴地位、二元朋友关系特征、多元同伴网络特征三个层面考察了同伴背景特点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论文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统考察了欺负的本土化内涵、表现形式、内在分类标准以及基本的发生特点,采用词源学考证、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数据信息,其中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被试主要为中小学生。第二部分系统考察了一般性同伴地位(群体/个体同伴地位、异性/同性同伴地位)、二元朋友关系特征(朋友数量、友谊质量、友谊结构、朋友特征)、同伴网络特征(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网络中介性以及位置角色)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研究结果来自对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论文中总共涉及中小学被试2100余人。数据的整理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PSS13.0,Nvivo8.0,Ucinet6.2和PNET。研究所获得的主要结果或结论如下:1.欺负在中国是一种延续几千年的行为现象,内涵界定统一且稳定。能够同时描述这一现象的同义或近义字、词也几乎与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当。从古文典籍、成语、歇后语、惯用语、名言以及现代汉语词典中考察出的欺负内涵均为强者伤害弱者的行为。欺负内涵的界定性特征有二:力量不均衡性和伤害性。没有西方bullying的核心特征重复发生性。汉语使用中没有对欺负形式进行固定分类,并且欺负是攻击行为(aggression)的一个亚类,而不是攻击的亚类。2.中小学生的实际同伴交往中存在许多欺负现象,其界定性特征为力量不均衡性和因果性伤害关系,另外的一些特征可以有助于评判者获取这两个特征,如使动方的故意伤害性意图、受动方的受伤害性结果、难以反抗性、重复发生性和道德评判性。从表现形式来看,中小学生之间会采取身体、言语、关系和威胁等方式来实施欺负,但是其主观分类标准不是使动方实施欺负的方式,而是受动方遭受欺负的方面和程度。3.考察bullying测量题目的欺负确认率和自编欺负题目的欺负确认率发现,Olweus,Smith,Espelage所编制的三种bullying测查问卷的欺负确认率依次降低,自编欺负问卷的欺负确认率最高。欺负确认率的高低受到题目所暗示出的力量不均衡性特征和因果性伤害关系特征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动方的故意伤害性意图和受动方的受伤害严重程度对于欺负确认率的影响较大。从欺负确认率上来看,重复发生性信息也能够较好暗示出欺负的两个界定性特征。4.采用多维尺度分析和分层聚类分析发现,国内中小学生对欺负行为的分类依据为身体接触性-非身体接触性维度和敌意性-工具性维度,欺负行为倾向于被分为三类:造成生理伤害的欺负、造成心理伤害或关系损害的欺负、威胁。这与bullying的分类依据和分类结果不同。5.大样本的欺负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自编欺负问卷的因素结构并不理想。针对每个测量题目进行结果分析发现,男生比女生实施更多的欺负行为;年级差异因具体欺负行为而不同,中学生实施的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欺负行为显著高于小学生;男生认为不同的欺负行为主要发生在男生与男生之间,而女生则认为非关系欺负主要发生在男生与男生之间,关系欺负主要发生在女生与女生之间。欺负的两个内涵界定特征均是从使动方和受动方的关系上确定的,欺负、受欺负的发生发展也可能与个体与同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关系。考察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6.个体角度获得的同伴地位(同伴接纳、同伴拒绝)与群体角度获得同伴地位(受欢迎、不受欢迎)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正向同伴地位上。受欢迎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负相关,不受欢迎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正相关;男生中的同伴接纳与欺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受欺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女生中的同伴接纳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负相关;男、女生的欺负、受欺负均与同伴拒绝显著正相关。男、女生的欺负、受欺负与同性同伴地位和异性同伴地位的关系模式存在差异,欺负的异性同伴地位高于受欺负的异性同伴地位。7.从二元朋友关系的角度考察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不良友谊质量、问题行为朋友特征、朋友数量均显著预测欺负水平,但是良好的友谊质量、朋友特征并不能够降低受欺负水平。处于不同数量化朋友结构和性别化朋友结构中的中小学生所表现出的欺负、受欺负水平存在差异,孤立者的欺负、受欺负水平显著高于大团体朋友结构成员和双性别朋友结构成员。8.小学生和中学生高、低欺负-受欺负班级中的朋友结构存在差异。中学和小学的两个班级中各有一个朋友结构相对开放和相对闭合。高欺负-受欺负班级内朋友结构倾向于更加闭合,并且部分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在能够形成自己的朋友结构或在主要朋友关系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低欺负-受欺负班级内朋友结构倾向于更加开放和不稳定,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均处于朋友关系结构的边缘化状态中。9.考察整体同伴网络结构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网络密度大小能够负向预测受欺负,网络密度大的群体中的成员遭受欺负相对较少;个体在网络中的程度中心性,尤其是内向程度中心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欺负和受欺负,即被班内同伴指认为好朋友的关系连接越多,其越不可能实施欺负和遭受欺负;个体在班级内所处的角色位置与欺负和受欺负没有稳定的联系,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会随机分布在不同角色位置上,有时还会处于同一角色位置上。总之,整个论文立足于国际bullying研究前沿,围绕欺负、受欺负现象从两个切入点回答了欺负是什么和为什么发生欺负的问题。论文通过质性和量化研究明确了欺负和bullying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的异同,为正确解读本土欺负现象和跨文化比较结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二是从三个水平上系统考察了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为更好地理解欺负现象的本质特征和欺负的同伴发生发展机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资料。另外,论文成功地将关系变量概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了对发展心理学主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