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活动,但同时也是一项法律活动。不能放任立法机关毫无限制地行使国家立法权,现已经成为奉行法治原则的民主国家的共识。立法机关如何正当地行使立法权,也成为当下决定立法活动本身正当性的主要问题。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拥有国家立法权。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立法数量上已经成为我国当下负担立法功能的主要权力机关。而立法议事规则,从规范上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如何行使立法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主权原则是人大常委会立法议事总体的价值追求,程序正义的商谈理论则能够为议事规则这一民主协商程序的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提供论证。同时,基于法治原则,代议机关为了实现立法功能,应当基于宪法赋予的权力制定议事规则,以规范自身权力的行使。因此,立法议事规则必须在人民主权、协商民主的正当性和议事自律原则之间寻求合乎规范的权衡。在中国语境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事规则又必须符合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领导等基本原则。现实立法需求的不断增加和多元化,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对自身的立法效率和科学性有更高的要求,进而据此对立法议事规则进行调整。目前,从规范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立法议事结构,每一个立法议事环节都有法可依。但立法实践中,功能的现实分布与内部组织的权限配置存在偏差,呈现出委员长会议和法工委权重较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未能充分履行法定职权,常委会组成人员交涉性不足等特点,这表明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议事机制中存在内在张力。英国议会改革的经验表明,立法程序的改革需要以一定的核心规范、价值基础和路径依赖为前提。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议事规则应当在明确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和路径依赖的前提下,进行完善。其中,路径依赖主要包括否决点的单一化、立法审查的集中化以及议事成员的讨论式审议。立基于此,改革的具体措施为进一步明确统一审议的职能分工、强化立法听证程序以及设置立法辩论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