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一个见解：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一些经济学家以此为论据，认为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他不认为应该听任收入差距扩大，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是必要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会对社会公正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并可能影响未来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了，中国的吉尼系数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人们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普遍感到忧虑。 对公平的关注跨越了文化、宗教以及哲学传统的界限，成为深深根植于人类当中的基本偏好，这为实验性的证据和主观评价调查所证实。社会公平偏好影响了人们对收入分配状态的看法和感受，决定了其公平感和主观福利。不公平感在个人层面往往导致愤怒或进行攻击，在社会层面则可能带来群体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解决社会收入差距可能带来的问题，有必要对社会公平偏好做出分析。 实验性证据中人们的各种行为决策令很多经济学家去探询它们之间的联系并解释形成的原因。如果这种联系不能找到，那么所有的行为模式都是分离分裂的，都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情形下成立。为了建立一些普遍的模式，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能够比较广泛地解释各种行为的模型，如“不平等厌恶”模型认为人们厌恶自己的收益和他人收益的差异；“互惠”模型认为人们根据他人是否公平对待自己选择是提高或者降低他人的收益；“社会福利”模型认为人们喜欢增加社会剩余等等。分析这些实验性证据和解释模型，本文总结了社会公平偏好的四个方面：不平等的厌恶、反运气、互惠和最大最小化原则。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规则，应当从社会公平偏好的各方面着手，首先应该改善收入差异，对条件相等的人，所做的贡献和所得的报酬的比率应当是一致的；对条件不相等的人，收入差距应在接受的容忍限度内。第二，合理化分配模式，人们的收入应当由能力和努力决定，而不应当由在社会现实中出身、权力、地区、行业等等的运气因素决定。第三，互惠分为正面的以德报德和负面的以怨报怨，应当尽量减少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感，形成正面的互惠局面，增强社会凝聚力。第四，最大最小化原则强调的是社会上最贫困的群体，社会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中最贫困人口的福利，中国现在依然有两千多万贫困人口，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应当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