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同时,受沿线国家政治环境复杂、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文化差异较大等因素影响,中国在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会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因此,有效防范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至关重要,这对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等为理论支撑,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基本特征表现为:投资规模整体呈增长趋势;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盟国家;投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跨国并购成为中国参与沿线国家投资的主流形式。（2）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三大类,且风险异质性较为明显。从地区分布来看,投资风险主要集中在东盟国家;从行业分布来看,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行业风险较高;从投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较大。（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因素中,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经济风险指数和两国文化距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从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经济风险指数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两国文化距离则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基于沿线国家发达程度不同,将全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类进行回归分析。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经济风险指数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两国文化距离则产生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就发达国家而言,两国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经济风险指数则产生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从“加强政府间国际合作、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构建科学的经济风险预警体系、加强人才储备力度、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实行本土化经营”等方面提出采取相应措施,有效防范中国在沿线国家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