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时,特别提到了“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而我国生态环境部于2021年5月24日颁布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更确定了我国企业进行环境信息公开与披露的重要性。在疫情形势仍不容乐观的当下,中国上市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亟待解决。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来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证实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为我国上市企业的融资拓宽渠道。本文以2012-2018年中国国内主要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共收集到3202家上市公司共14850个观测样本。首先,建立了较为完善和全面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和融资约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合理的研究假说,设计实证方案;最后,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股权集中度、现金持有等控制变量以及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后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另外,本文也研究了在不同的股权性质和行业类别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融资约束关系的差异性,发现与国有企业比较,非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开水平的提高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加显著。相比于重污染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开水平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加显著。本文创新性地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入手,发现企业生命周期存在调节作用,上市公司中环保信息披露水平对各个生命周期阶段公司的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存在着一定差异: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推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开水平的提高对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影响趋于减弱。同时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寻找工具变量等手段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仍旧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主体的建议:对于监管部门,制定统一、标准、可衡量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势在必行。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的主体应不断扩大,从重污染行业、高能耗行业逐步过渡到实业企业再到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赏罚机制有待完善;对于企业,应当增强自身社会责任感,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意识。编制公告独立的环境专项报告,方便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获知;对于社会公众与投资者,应当提高对上市企业环境信息监督的热情。多渠道学习,加强自身对于环境披露信息的解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