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已然20年了，对之予以哲学反思理应做得更清晰而透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为此提供出最有效的思考方式。辩证法是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政治的“形而上学”。它赋予了革命政治存在以“绝对权力”，但也造就了革命之形而上学“宿命”。必然性与自由意志、阶级意识、党和领袖与群众等辩证关系不仅构成革命政治现实生成的结构性前提，也构造了革命“政治——知识”精英们对于人民大众的“表达权”和“代表权”，导引出后革命时代的苏维埃政治社会中的唯意志论、极权与个人崇拜之滥觞。革命的终结，社会主义生活政治的辩证法得到张扬。“增长”成为“好社会”与“好生活”的根本性尺度。“增长”、“大饥荒”，以及“消灭富农”等概念被转化为捍卫苏维埃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苏维埃政治合法性根基日渐地自我消解和丧失，这是社会主义生活辩证法所演绎的必然性逻辑。它的标志：“真理”政治消解、“增长”结束、领袖神话终结和政治道义性死亡。绝对权力依其自身逻辑必然使得绝对矛盾成为可能，因而，“崩溃”是绝对权力的自我崩溃。辩证法是自由与解放的“逻各斯”，它为苏维埃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提供了道德形而上学的支撑。苏维埃社会始终只是从“敌人”那里获得他们道德生活的抽象内涵，他们还没有真正独立自由的伦理生活意识。苏维埃社会的“自由”本质上停滞于理论理性界域，是以“增长”、“丰富”来度量、界定和化约。70年代之后，随着“增长”的停滞，苏维埃社会开始陷入日益深化的价值危机之中。从革命精英向官僚特权阶级的流变，并最终转身为反社会主义的“权贵—资本”精英，这是从苏联党的权力制度逻辑自身内开出的结果。公有制极度抽象的形式普遍性只是为它向自身对立面的直接转化提供了毫无障碍的逻辑通路。对于苏联遗产的瓜分运动（私有化）清晰地表明，“解体”只是延续并强化了旧的官僚阶级特权的不正义性。“解体”使得一切有关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崇高性、真理性或正确性的标尺被彻底消解和颠覆。然而，“崇高”消解之后，人类“政治—历史”的路标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