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参与式预算首次以“民主恳谈会”的形式出现在浙江省温岭市以来,我国十多个省市及地区先后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但截至目前,参与式预算实践仍未向全国推广,这与社会公众对参与式预算实践的认知存在差异分不开,归根结底即为参与式预算实践缺少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提到,“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社会公众对参与式预算实践的认可、承认与支持正是参与式预算实践的合法性所在,也是参与式预算实践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本研究从人口学特征出发,依据协同治理理论,将参与参与式预算实践的社会主体划分为政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四大类,并结合实际提出不同社会主体的认知预设。通过实证调查及统计分析发现:（1）就各社会主体对参与式预算的认知度而言,虽然各社会主体在总体上对参与式预算持肯定态度,但其对参与式预算的了解程度却远远不足,大部分社会主体均处于不太了解与基本了解之间。（2）就参与式预算的模式而言,通过对不同身份的社会主体对参与式预算的认知差异进行分析可知,政府/社区工作人员对参与式预算的了解程度以及认可度远高于普通居民。（3）就社会问题而言,社会就业以及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尤为突出。（4）中老年群体是参与式预算实践的主要支持者、参与者。（5）学历对参与式预算的认知度并无显著性影响。为了参与式预算实践顺利推进,并逐步向全国扩展,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扩大宣传、加强沟通以提高社会各主体,尤其是社会公众对参与式预算的认知广度和深度。（2）提高中老年群体的政治参与能力,唤醒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3）强化参与式预算法制化建设,严格改革运行机制、注重参与实质、保障有序参与、杜绝形式主义。（4）以参与式预算改革为契机,推进新型城市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