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家族通婚既有对宋代的延续性,又具有自身的时代特色。元代江南地区与宋代一样,存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婚姻网络。这些婚姻网络的构成,以家乡境内的同类家族为主,境外的同类家族为辅。元代江南家族基本选择在家乡附近开展婚姻活动,体现了与宋代相一致的地区性特征。这是综合考虑交通条件、生活习惯及地区性通婚的有利因素所带来的结果。除了通婚的地区性外,对通婚对象士人身份的重视也是元代与宋代一脉相承之处。士人家族之间互通婚姻是元代江南家族通婚的主流形式,这也符合同类互相婚姻的原则。除了士人家族间的通婚,非士人家族如松江曹梦炎家族也选择与士人缔结婚姻关系。与之行为相似的还有松江费氏、福山曹氏,这几家作为非士人身份的知名富户,都与士人家庭有通婚关系。两者间的互通婚姻,对于富户而言可能是考虑到子弟读书入仕及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于士人家庭来说,则可能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此外,富户与富户之间也存在普通通婚的现象,这一点在松江地区表现的十分明显。作为同一地区内的同类家族,松江富户间互通婚姻既合情又合理。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松江富户进入同一婚姻网络内,有助于家族地方势力的增强以及地方影响力的扩大。考虑到富户本身所具有的经济属性,无论是富户与其他富户的通婚还是与普通士人家庭的通婚,经济因素都在通婚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士人家庭,其与非士人身份的富户通婚,更多的可能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可以说,元代江南家族通婚继承了宋代的重财之风,这可能与江南地区本身商品经济发达的现象也分不开。元代江南家族通婚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族际通婚上。但族际通婚的现象在江南家族中并非普遍存在,本文选为案例的家族中,仅松江一地存在族际通婚的现象。而且可以明确是族际通婚的八个案例,分别集中在青龙任氏、章氏、小蒸曹氏三家,其中又以任氏最多,涉及家族三代成员。如果说赵孟頫家族不存在族际通婚与其南宋宗室的身份可能有关,文中除了任氏、章氏、曹氏之外的其他江南家族都不存在族际通婚,可见当时社会的主流婚姻形式还是汉族士人家族间的互通婚姻。这一点对于任氏、章氏与曹氏也同样适用,其虽存在族际通婚,但家族成员主要的通婚对象还是汉族士人家族。对于任氏来说,族际通婚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其他两家,这很大原因是任氏家族成员留存墓志较多,可知的婚姻关系自然较章氏、曹氏丰富。这也意味着任氏、章氏、曹氏可能存在目前未见记载的族际通婚现象,甚至其他当前看来不存在族际通婚的江南家族可能也有与蒙古、色目通婚的经历。元代江南家族因相互通婚进入彼此原有的婚姻网络中。在这一婚姻网络内,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秀的教育资源,良好的生活条件,家族间前辈对于后辈的提携与关照,以及通婚所带来的原有人际网络的延伸与强化,对于个人成长及家族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元代江南家族通婚带来的家族成员间的文化互动以及家族自身实力的增强也有助于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地方社会的稳定。而族际通婚从长远来看,对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以及民族融合又有一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