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自1953年离开中国以后，用英文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雷峰塔》、《易经》。她自己翻译了《秧歌》和《赤地之恋》，《雷峰塔》和《易经》是她的赞助人宋以朗邀请赵丕慧翻译的。因此这四部作品，其实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一类是非张爱玲的自译作品。由于张爱玲的作品外语版权众多，就产生了她的作品的不同国家的接受问题。本研究力图从中国的文学系统出发来探讨张爱玲译作的接受问题，以填补张学的空白。　　中国的文学系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转折。之前，它禁止了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之后，张爱玲的译作陆续被发掘出来，甚至在商业价值的驱动下，张爱玲的译作出现了两次盗版发行。本研究以读者接受理论和勒菲弗尔的操控三元素为基础，采用了质化研究为主的方法，通过文献对比，主要研究了以下个问题:张爱玲译作接受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影响她译作接受的因素有那些？它们随着时代的变迁是如何影响张爱玲译的接受？　　研究发现，(1)张爱玲译作的接受中，勒菲弗尔所提出的强大赞助人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意识形态。80-90年代以前，文学系统主要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操控，张爱玲被冠以“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出版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最后只能流亡。80-9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对文学系统的操控减弱，张爱玲的文学价值被重新发现，《秧歌》、《赤地之恋》的评价也趋于多元化。即使张爱玲的政治立场没有改变，学者也没有对《雷峰塔》、《易经》进行政治化的解读。(2)张爱玲的惯习对其的文学接受发挥着制约的作用。从《秧歌》开始，张爱玲就开始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不再写以前“突兀燃烧”的句子，而走向了平淡而自然的风格。张爱玲表现了成熟作家的晚期特点，坚持表达自我的感受，拒绝记者，赞助人，文学排行榜，文学奖品等。《雷峰塔》、《易经》就体现了她平淡而自然的风格。张爱玲在生前并没有发表这两部作品，表明了她自己对于接受的理解。读者接受理论并不重视作者的作用，因此它构成了研究张爱玲接受研究的局限。(3)80-90年代以前，张爱玲采用了接受性的规范自译了《秧歌》和《赤地之恋》，她的风格就是改写改译。但是在80-90年代以后，由于她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赵丕慧则采用了充分性的翻译规范。因此对于，如同张爱玲这样的祖师奶奶级别的离散作家的作品，充分性的翻译反而是译者为了扩大接受的首选。这一点也与图里对充分性规范的解释有所不同。(4)本研究发现张爱玲和赞助者的联系，并不适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所有与张爱玲合作的赞助者都尊重她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张爱玲对于也并没有采纳胡适所提出的《秧歌》的修改意见。皇冠到1991年才发表了《赤地之恋》，就是因为它不愿意操控张爱玲的文本。在80-90年代之后，文学评论扩大了《秧歌》、《赤地之恋》的接受，她本人对于作品的解读是在80-90年代之后才受到了重视。张爱玲的赞助人发表了《雷峰塔》和《易经》，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张爱玲，解构了她先前的中文作品。　　本研究认为，读者接受理论和勒菲弗尔的操控三元素都没有考虑作者的文学地位，作者对待接受的能动反应，并且勒菲弗尔的操控三元素的过于空泛，因此对于特定的文学系统，需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的定义。张爱玲的译作正好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段重要的时期，目前对于这些译作研究还不多，对于她差异性的接受研究也其他作家的接受提供了参考的依据。此外，本研究依据了张爱玲的长篇小说，也为研究她的其他短篇小说的接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